政治心理學對于領導或者政治領導者的管理風格使用了許多不同的分析框架。關于此類研究，有大量的文獻。下面，我們介紹幾種被用來研究政治領導者的框架：由巴伯（Barber）完成的總統性格框架（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framework）、幾種特性評估路徑，以及活動準則（operational code）研究。在政治心理學中，對于政治領導者的研究也不存在共有的、普遍接受的實證路徑。相反，關于這個主題，已經形成一種廣闊的、方法多樣的、跨學科的文獻；它可以接受混合的研究路徑，這樣的研究路徑從多個源頭中借用了個別的概念或者變量。結果，在同一次分析中，可以被心理學家很快地認定為以人格為基礎的變量（不管是弗洛伊德式的概念、威權主義測量，或者像權力需要、自我信心、對于他人的懷疑這樣的個人特質等）通常明顯地同不以人格為基礎的變量（個體的第一次政治成功、社會化經驗、先前的政策經驗，或者作為活動準則的信念體系）結合在了一起。因為，在政治心理學中，研究個體變量影響政治領導者行為的文獻是在一種長期的選擇過程中形成的，由政治學家借鑒于范圍廣泛的（關于人格、認知、群體等的）心理學文獻。所以，在政治心理學中，實際上不可能在人格與政治領導之間畫出鮮明的、清晰的界線。就像外科醫(yī)生在分開連體嬰兒時所面臨的問題一樣，政治心理學中的這兩種研究傳統由于共享了太多共同的成分，所以難以被分離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主體。當許多研究人格與政治的路徑，以及許多研究政治領導的路徑在本章中得到審視的時候，這種現狀會變得更為明顯。有一些以人格為基礎的研究既被用于領導者，也被用于普通人，比如威權主義人格研究。下面，我們對幾種理論與框架進行概述，這些理論與框架集中于個體特性及其對政治行為的影響。

以特質為基礎的研究[*1]

總統的性格

巴伯的《總統的性格》（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1972）一書使用了心理傳記研究來解釋現代總統的人格、風格和“性格”。巴伯的心理傳記方法避免了心理分析研究對于弗洛伊德式概念（伊底、自我和超我）的聚焦，而是尋找領導者早期生活或者政治生涯中的一些模式，這些模式通過一種社會化過程創(chuàng)造出了我們所看到的當權者的人格、風格與領導模式。而且26，巴伯認為，在研究人格時，不應該把它視為一套特有的特質、對于單個的總統而言是獨立無二的；不應該認為，在這套特質中，某些總統擁有某種特質而其他總統則沒有。相反，他認為，人格是一種“關于傾向的事物”（matter of tendency）（p 7），在這些傾向中，侵略性、獨立或者順從這樣的特質被所有的總統所擁有，只是在量上和組合上有所不同。這樣，總統人格的組成部分（性格、世界觀和風格）可以被組織起來，被完全裝進一種“根據心理學術語可以得到理解的動力包（dynamic package）中”（p 6）。風格反映了一位總統在履行他的三種政治角色［修辭（rhetoric）、個人關系（personal relation）和副業(yè)（homework）］時的習慣方式，而世界觀由領導者主要的、具有政治相關性的信念組成，這些信念涉及社會因果關系、人性和時代的主要道德沖突等（Barber，1972）。最后，性格被視為一位總統對于他自己的生活和他自己的價值（也就是他對于自尊和自我評價標準的認識，這些標準有成就和感情）進行自我定位的方式（Barber，1972）。為了把這些部分組合起來，巴伯使用了一種心理傳記路徑，追蹤了構成某些總統的人格（性格、世界觀和風格）的三種模式的社會發(fā)展——從其早年生活一直到他們特別重要的第一次獨立的政治成功。這種第一次的獨立成功確定了隨后的模式，給予領導者一種成功行動的模板和積極反饋，他們會對此加以模仿，并且在隨后的全部生涯中努力地加以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