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思考了個體此在的生存問題。海德格爾在中學時代看到了布倫塔諾1862年寫的《論亞里士多德關于存在的多種意義》而開始了對存在問題的迷惑，這是他走向存在問題的始點。他于1915年寫的講壇資格論文——《鄧·司各脫的范疇與意義學說》——便對鄧·司各脫關于存在者的存在以及存在與語言概念的關系的學說進行了討論。縱觀海德格爾后來的思想發(fā)展脈絡可以看出，布倫塔諾對亞里士多德存在學說的解釋，對于海德格爾思想的影響是奠基性的、源頭激發(fā)式的。正如國外學者所指出的，布倫塔諾對存在的多種含義的解釋，促使海德格爾去深入思考，在存在的多種含義中是否有一種本原的意義、一種統(tǒng)一性的東西，以便作為存在的多種含義的基礎，這一思考過程，使他于20年代中期最終走向了對存在本身、存在的意義問題的探討。

參見（意大利）弗朗哥·沃爾皮：《布倫塔諾對亞里士多德存在學說的解釋及其對海德格爾的影響》，見（法）阿爾弗雷德·登克爾、（德）漢斯赫爾穆特·甘德、（德）霍爾格·察博羅夫斯基主編：《海德格爾與其思想的開端》，265~26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由于他當時認識到存在問題與此在的生存有一種內在關聯(lián)，因此他的未完成的《存在與時間》所分析的主要是此在的生存、此在的“在”（ist），而他所分析的此在生存的具體內容正是那個時代特別是西方社會所尖銳凸現(xiàn)出來的個體生存的非理性方面：個體的操心、憂慮、恐懼、死亡等情緒體驗之在。海德格爾是從存在的意義問題而分析個體此在的生存的，但他對時代所提出的個體生存這一人學問題的思考卻是自覺的，這從他對傳統(tǒng)人學思想的批判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詳見本章第二節(jié)）。

其次，他思考了人類歷史性生存特別是現(xiàn)代人類的現(xiàn)實性生存活動。人類的歷史性生存包括處理社會關系的制度安排實踐和改變、轉化自然事物的生產實踐。如上所說，世界大戰(zhàn)、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xiàn)及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對立，已經提出了人類社會斗爭實踐的必然性與規(guī)律性問題、人類社會歷史究竟走向何方的根本方向性問題。同時，現(xiàn)代西方人的存在也出現(xiàn)了找不到自己的家園的嚴重的失落狀況，即海德格爾所說的無家可歸狀況。海德格爾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己的思考，提出，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一種根本性、支配性的事情，它決定著整個人類歷史的發(fā)展。他最后把它命名為“大化”（Ereignis）。與此同時，海德格爾也對人類歷史性生存的另一個方面即科學技術、物質生產實踐特別是它們所突出出來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在宇宙發(fā)展中的地位進行了深入思考。20世紀40年代末，西方科學界、理論界就“人與宇宙”的關系進行了討論，海德格爾也自覺地投入到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之中。但他不是就科學技術論科學技術、就生產活動論生產活動，也主要不是去尋找科學技術和生產活動對自然造成破壞的具體原因（如違反自然的規(guī)律、主體性的無度等），而是去尋找使這種狀況得以發(fā)生的根本源頭。他對人類歷史的這種思考，無疑是時代狀況、他自己特殊的學術道路以及當時西方文化背景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