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與古老的“太學”傳統(tǒng)，確實不無聯(lián)系。所謂“京師大學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師”二字，徑呼“大學堂”（有“大學堂”牌匾為證）。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史料》，將京師大學堂直譯為Capital College，遠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準確傳神?！盎始掖髮W”，這才是當年創(chuàng)辦者的真正意圖。將一所大學建在皇宮旁邊，不會是偶然的巧合?！秶⒈本┐髮W廿周年紀念冊》上有一張北大全景照片，顯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當年的攝影師，只要稍微調整一下鏡頭，紫禁城便進入視野。只不過大學堂開辦不久，帝制便已覆滅，民國子民不再仰慕皇宮。

與近年各種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飾、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時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讀書人，更愿意強調其平民意識。諸多關于北大周圍環(huán)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宮。張孟休的《北京大學素描》，已經(jīng)講到了景山公園的“高崗眺望”，皇宮依然不入高人眼。劉半農(nóng)欣賞三院前面的無名小河，理由是“帶有民間色彩”和“江南風趣”遠非“圍繞皇城的那條河”可比。 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濤撰寫《北大與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灘》一則，終于從漢花園、大紅樓、松公府、四公主府轉到了遠眺“玲瓏剔透的紫禁城角樓”：

向西望去，護城河的荷花順著紫禁城根直開入望不清的金黃紅碧叢中，那是神武門的石橋，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宮殿。我尤愛在煙雨迷蒙中在這里徘徊，我親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寫的“云里帝城雙鳳闕，雨中煙樹萬人家”。

文章對日本侵略軍將北大人引以為榮的紅樓作為兵營大發(fā)感慨，可想而知，談論紫禁城，也是個相當沉重的話題。不管是故國相思，還是觀光游覽，紫禁城的帝王之氣，并不為浮塵所完全掩蓋。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陶冶出來的”，值得仔細琢磨。

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念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經(jīng)取消，高高聳立的皇宮，依然是某種文化符號。每天閱讀此符號，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或者欣賞，或者厭惡，但有一點，皇宮所包含的“政治”、“權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閱讀者。北大師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無這種心理積淀。每回學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門前演講，當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寬敞。進入民國以后，“天安門”作為政治符號，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種開放性，兼有“公共空間”與“權力象征”的雙重意義，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注目的焦點。從北大民主廣場到天安門城樓，這距離未免太近了。當初清政府籌建京師大學堂時，若把校址設在山清水秀、遠離權力中心的郊區(qū)，學生們的政治意識是否會有所減弱，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

北大學生自認繼承太學傳統(tǒng)，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信念之確立，早在五四運動以前。一九○三年的拒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會抗議，慷慨激昂，表示“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在這“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jīng)驗》），雖有“伏闕上書”的動議，但其讀禁書，喜演講，發(fā)通電，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會，組織武裝等，均非漢宋太學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學生運動，往往有政黨的直接領導，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說，所謂太學傳統(tǒng)，主要取其政治意識；至于實際運作，早已斗轉星移。

將學校作為黨爭的基地，其間利弊得失，黃宗羲、章太炎的意見截然相反，值得三思。這里不想詳細討論學潮的功過，而是借政府對待學潮的態(tài)度，窺探現(xiàn)代中國政治的演進。借用謝興堯的話來說，便是“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紅樓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