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的學生運動，像許多別的北京學校一樣，開始于一九一九年。運動有內(nèi)因，有外因。外因是當時北洋政府的腐敗與賣國行為，是大家都知道的，這里無須多說。只說北京學生，在北京大學同學的倡導下，圍打趙家樓的消息傳到城外以后，清華學生就立即響應，一面參加進去，從此對北京一地以及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我最后留校的兩三年間的情況來說，是無役不與，至少曾進行過同情性的罷課罷考。一面，對內(nèi)，終于爭取到了全校學生會的成立。而在此以前，上面說過，學校所準許的一般性的學生組織只限于各級的級會而已。一九二〇年全國學生會的籌組與成立，清華也自有它的一份。

還記得攻打趙家樓的那天晚上，清華學生召開臨時大會，部分中國教師也到了場，在一般憤慨的氣氛中，連平時大家公認為最不關心國事的師生，天良激發(fā)，也發(fā)了言，提了建議。有一個教師建議發(fā)動全北京的糞夫罷工，來逼使賣國政府屈從輿論；但這個人的后來的行徑，他的中英雙重國籍，抗日戰(zhàn)爭一起，更不識羞恥地成為英國人——充分說明他在那次會上的建議只是旨在為自己打掩護罷了。

學生運動的內(nèi)因比較復雜。上面說過，在北洋政府年代里，清華始終是由外交部管轄的一個學校，出外交部指派一個三人董事會，其中兩個是部里的參事之類，一個是美國公使館的參贊之類，多年沒有改組；由董事會選派校長。校長的人選是先天注定了的不是官僚，就是買辦，或兼具這兩種身份的人物，十足的地主當然輪不到。由于清華的條件好，當校長的職務清閑，薪水優(yōu)厚，于是這一差使又很自然地成為活動能力較差的外交官僚或洋務人物的逐鹿的對象。在我留校的八九年間，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二，前后就出現(xiàn)過八個校長或代理校長，平均一年一個——周詒春、趙國材、張煜全、羅忠詒、金邦正、王文顯、嚴鶴齡和曹云祥。八人之中，周詒春無穎地是最有見識、能力和銳氣的人，盡管外交部與董事會的壓力沉重，還很想有所作為；但剛剛做了三年，就走了。記得他在向全體師生告別的會上，還掉過眼淚，說明他是迫不得已，懷著沉重的隱痛去職的。實際的內(nèi)情同學們是無法知道的。張、羅、金、嚴、曹全都是官僚：羅根本沒有到校，名字一發(fā)表，就給學生擋回去了；曹又肯定地是官僚兼買辦，聽說他從清華卸任之后，就立刻當上上海英美煙公司的顧問；趙原是副校長，后來又做過多年的駐華盛頓的清華留美學生監(jiān)督，王則以教師兼代理校長；這兩人與清華的關系維持得最為長久，從表面說，即非官僚又非買辦，但在思想、作風、與生活習慣上，其為屬于同一類型的人物，比起其余幾個來，至少是不相上下；周詒春而外，七人者又大碌碌，一般除能說比較官冕的英語之外，似乎別無長處，至少沒有能在有限的清華年月里施展出來；漢文一般都拿不出手，有的離一竅不通，也不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