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部分師生也曾參加過一些“救災”的工作，多數(shù)捐些錢，少數(shù)到了災區(qū)前線。一九二一年我隨同兩個美國教師，其中一個就是上面所說搞“圓明園研究”的人，兩次到過河北省的唐縣，前后跨四十天。第一次用同學捐款辦了個粥廠，計口發(fā)小米粥，一天兩回；第二次幫農(nóng)民挖洋井，沒有搞出成績來?，F(xiàn)在回頭看，這一類“貼膏藥”的企圖是可恥的。一方面，我們每天要和受旱災的農(nóng)民們，在小米粥的分量上，論斤較兩，大費唇舌，而第一天到縣里，縣老太爺歡迎我們，卻來了一桌海參席。另一方面，我每天忙著，而作為我的領(lǐng)導的美國教員，除了難得向我發(fā)些“指示”而外，我簡直不知道他們忙些甚么。當時只知道他們有老師的身份，只聯(lián)系上層，管些大事，小事服勞，當然是我的份。如今回想，他們一定是借了救濟之名，搞著些別的勾當。當?shù)赜械氖敲绹虝蜑樗甲叩闹袊掏剑绹處熅蛯：退麄儊硗?。至于“救災”之外，又搞些什么別的勾當，那只能恨我自己當時還根本不認識什么叫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因而在這方面絲毫沒有政治嗅覺，就說不上了。

同學來自各省，幾乎都有他們的同鄉(xiāng)會，但省與省之間的畛域之見不深，似乎一直沒有發(fā)生過問題。廣東同鄉(xiāng)會的活動最多一些，通告板上常有他們開會的消息，平時廣東同學也喜歡聚在一起，說廣東話，別省的同學是對他們有閑話的。有的說，地方主義的氣味太濃厚了；有的說，這還是因為方言的關(guān)系；有人反問，同樣有語言上的困難，何以福建同學的表現(xiàn)便不大一樣？更有人問，同學中十之七八是講吳語的江蘇同學，何以他們根本沒有搞過同鄉(xiāng)會？當年清華沒有江蘇同鄉(xiāng)會倒是個事實。但這也不能用來說明江蘇同學就沒有地方主義。解放初的土地改革運動證明江南的封建勢力很嚴重，而距此三四十年前，江蘇人便沒有濃厚的地方主義，是很難設(shè)想的。當時清華師生中，既以江蘇籍的為最多，人多勢大，到處要占些上風，也許根本用不著同鄉(xiāng)會的一類的組織，來加以保證。在別省同學的心目中，江蘇同學可能更不受歡迎。只是因為我自己是江蘇人，未能理會罷了。

部分同學也搞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動，以青年會為中心。清華師生中的基督徒不算太少。住“美國地”的教師，其中一部分還是北美青年會代為招聘來的，當然全部是，不消說了。許多通英語的中國教師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和教會學校，至少對基督教有過多年的接觸，學生中也有些是虔誠的信徒。有些還是牧師的兒子，吃飯睡覺之前，例須禱告一次。全國青年會的組織看到了這是塊好園地，很早就在這里成立了支會，歸北京青年會學生部直接聯(lián)系，學生部的“干事”中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現(xiàn)在主持“三自革新運動”的吳耀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時常來校指導工作。當時的經(jīng)?；顒邮峭ㄟ^所謂“主日禮拜”、“查經(jīng)班”以及每年暑假在西山舉行的“夏令會”等活動，來傳播基督教教義，鞏固原有的信徒，吸收新信徒。前兩種活動的主領(lǐng)人員，亦即宣揚教義最有力的人員，當然以來自“美闌地”的教師為最多，也有圣約翰等大學畢業(yè)的中國教員，如林語堂之流。參加“查經(jīng)班”的同學還不少，其中有的怕人批評，說是借此多個練習英語的機會。但也確有為了練習英語，參加進去的。至于領(lǐng)班的人往往以英語為“餌”，來釣取學生，是不消多說的了。夏令會則由北京青年會主辦，報名參加的不限于清華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