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民國四年，袁世凱謀行帝制的活動日益露骨，為制造輿論計，乃收買、賄賂知名人士為之鼓吹，且包括所謂“中國通”的外國人。記得日本法學博士有賀長雄、美國教授古德諾都曾發(fā)表文章，詭稱行帝制最宜于中國國情。于國內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對當時輿論大有影響的梁啟超，企圖以二十萬元換得梁任公贊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卻是一篇宏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明確表示反對改變國體。梁啟超國內外聞名，袁世凱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見報端刊出黃遠生的文章，就國體問題兩面立論，語意模糊，態(tài)度似模棱兩可，即不言反對帝制亦未見擁護，讀后且有顧左右而言他之感。為此我投書章士釗所主編《甲寅》雜志（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論壇，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談了兩個意思，即：或許是黃遠生于國體問題另有主張，盛傳袁世凱在上海擬出版《亞細亞報》，黃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終覺其操行可信，當不致如此。

待黃遠生讀到《甲寅》雜志上我的投書時，他已脫離袁世凱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潛抵上海。他兩次投書《甲寅》雜志，一為致士釗先生信，一為就我所投書的復信。在這兩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諱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見解，痛陳衷曲，公布袁氏見逼之情狀。兩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內人士的諒解，承認那篇論國體問題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雖有一些東拉西扯的話，但“劈頭便言此事（國體問題）在法律上不得討論”，即雖有違心之處，仍堅持了不得改變國體的大原則，可說“主旨尚未過于沒卻良心”。至于我誤認他已同意為袁世凱主辦《亞細亞報》，他表示“決不敢謂足下所疑之過情，且深感足下即見疑矣，乃不以為不可教，且譽其操行可信，遠誠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白阆略囋兣c遠雅近者，即知遠之對于茲事始末用心之可哀?！边@時我才知道，黃在北京已處于袁世凱黨羽包圍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讀此兩次投書，不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處境極為艱險，袁及其黨羽不容黃不屈服，及脅迫之亟。黃事后以“圖窮匕見”形容當時的情況。

說到黃的離京出走，須提到編纂《遠生遺著》的林志鈞（宰平）先生。林志鈞福建閩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極有清望的知識分子。林黃同是留日習法律的，林歸國后曾在司法部任職，他們的相識并成為知交，大約與此有關。我認識林先生并成畢生摯友是在黃遠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親口對我講，黃習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來訪，以袁氏見逼的情況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離京，“這是你的生死關頭，決不可再事遷延。就從我這里直接去火車站，連家都不要回?！秉S遠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報》刊登廣告，聲明絕對反對帝制，與袁氏出資強要他主持的《亞細亞報》自始至終沒有半點關系。言詞憤慨凄苦，足見當時見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還，心襟開拓，自由之樂，不可言也”的話，表達了獲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見的愉快心情。

黃遠生抵上海不久即籌劃赴美。其動機不是遠離是非之地尋求個人安全，而是經過一番沉思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標。在致《甲寅》公開信中，他表示“此后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期于恢復人類之價值于一二”。在給我的信中談到在北京時，“日思湔拔”，“無日不在痛苦之中”。這和我與他接觸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黃遠生所與交游者雖頗混雜，然我彼時即有一種感覺：他沒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來，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內心矛盾中生活的人。這種感覺在他給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證實，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跡、一二俳優(yōu)應答之作，皆東坡所謂此故我非真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