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論爭焦點已非波蘭尼寫作時的重點。如前所述，只有冥頑對立的死硬派，才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面控制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會注意到其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大差異。誠然，其中有些學者虛偽且易辨識，就像那些依照意識形態(tài)或特殊利益的需求，而自詡為真正的經濟科學者及優(yōu)良的政策者的那些人。最近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在發(fā)展中國家所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當然，許多國家的一些管制法規(guī)，既不能加強其金融體制，也對其經濟成長無助，自然應予廢除。這毋庸置疑。但即便在最近金融風暴發(fā)生前，已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且將貧民推上風頭浪尖；而且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證據，卻微不足道。但這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rs）卻更進一步要求發(fā)展中國家遵循他們的建議，進而造成近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后果。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家發(fā)揮其相對優(yōu)勢，以增加平均國民收入，但也可能招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yè)率攀高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中，因貿易自由化所導致的裁員，明顯大于其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可見端倪：它結合貿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使得創(chuàng)造新工作機會及發(fā)展新興企業(yè)難上加難。沒有人會相信，把低生產率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yè)，能夠減低貧窮或提升國家收入。服膺于自由市場的人堅信一種塞氏法規(guī)［Say’s Law，或稱市場法（Law of Market），出自法國經濟學者及商人Jean-Baptiste Say（1767-1832）。——譯者注］，即增加勞工供應時，就會自然產生其對其工作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yè)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如此就能施壓、降低勞工工資。但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yè)工人正足以證明經濟失調，在許多國家中我們都可以見到種種這類失調的充分證據。有些自律性市場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于政府。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這個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波蘭尼曾指出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又被重新提出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經濟體制或其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的人際關系。雖則本書論及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性已日趨明顯，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匯卻已多有改變，如吾人今日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面臨的長期失業(yè)、持續(xù)的高度分配不均、貧困臟亂遍地等現(xiàn)象，對社會和諧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以及引發(fā)暴力高升。我們也認知到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措施及其速度，侵蝕其社會關系、破壞社會資本，甚至引發(fā)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理會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印度尼西亞正值工資下跌、失業(yè)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加上該國原有的特殊歷史考慮，自然可預期造成政治與社會動亂。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致原有社會關系（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的破裂，而破裂的社會關系也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投資者擔心將資金投入到社會關系緊張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人也會將資金移出，產生負面的連鎖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