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長久的苦難中得出的結論是極端的反抗和極端的抱復，反宗教迫害的人不是要求宗教寬容，而是自己當沙皇把對手置于死地，他們認為只要將社會至高無上的強制力量抓到手里，就可以有意識地按照自己的意圖運用國家權力。

思想者與行動者的分離反映出知識分子的不同審美情趣、不同的價值趨向，不同的目的追求、不同的行為方式、甚至不同的政治選擇。是救民濟世還是道德完善，是革命顛覆還是思考自身價值體系，好像“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從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的“刺猬”開始，俄國知識界出現了思想和運動的分離，心靈改造和社會改造的分離，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分離。刺猬們認為思想是為行動服務的，理論是為行動做準備的，只要拿來能為我所用就可以，不需要完整的理論建構。正如美國工人學者埃里克·霍弗所說的，那些沒有創(chuàng)造力或創(chuàng)造欲望得不到滿足的知識分子中最容易產生投身運動的滿足感，“馬拉、羅伯斯比爾、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由無創(chuàng)造力的言辭人變成狂熱者的”。[ （美）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年，176頁。]

于是，俄國思想史上“60年代反對40年代的斗爭”導致了“抗爭的知識分子”和“流俗紛爭之外的知識分子（或曰精神知識分子）”的分離。無疑“抗爭的知識分子”獲得成功，但是他們過于“實用主義”，缺乏原則，獨立思辨的能力降低，創(chuàng)新理念的“赤貧化”，最終喪失了批判性而淪為新的批判對象，成為新的抗爭者的斗爭目標。而“精神知識分子”從40年代后就再沒有進入過主流，遠離現世，因此他們不為這種“輪回”負責，又成為劇變后的精神資源大熱起來。

“哲學真理”與“斗爭的真理”

俄國有一批這樣保持對塵世生活的疏離，對靈魂探索的執(zhí)著者，他們對自我價值的堅持不懈，似乎暗示存在著某種紅塵之外的價值，雖然它不是與現實生活毫無關聯，但是不能把它簡單的歸結為對現實問題的提供的答案。現世不是空寂虛無，但也不是只憑圣徒“良心的召喚”勇敢挺身而出就可以河清海晏。如果沒有人疏離現世，執(zhí)著于自我心目中的神圣價值，至少塵世生活的這種性質便無人揭示。然而問題在于：如此的疏離是不是過分奢侈？神圣的價值至少不應該遠離現實社會。過去俄國知識分子崇尚“只要生命尚喘息，就應該發(fā)出呼聲”的精神被拋棄了，雖然“難逃宿命，但總應該反抗宿命”的追求也早已成為過去式。于是在塵世中反抗便成為60年代人的使命，平民知識分子都相信神圣價值只存在于塵世生活之中。在他們看來，神圣價值不是一件珍品，需要深藏在人跡罕至的地方，他們認為人世間最神圣的價值便是反抗，莫過于反抗，因為反抗是對人間宿命的唯一宣告，反抗必定自在人間，正義從來不是上天的恩賜，正義是反抗的產兒，因此服從內心的召喚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他們向青年一代發(fā)出的召喚是，“大學生準備戰(zhàn)斗！”與在“書籍或上帝那里尋找出路”的貴族知識分子不同，新生代是典型的“行動者”。他們判定“哲學的特質只在于單一的社會的實踐意義”，脫離了“社會實踐”世界觀的所謂思想辨析和探索精神都是毫無意義的?？傊瑑深愔R分子對自己所應該從事的事業(yè)有如此之大的差別，絕不僅僅是思考順序和職業(yè)偏差的問題，原因在于對人生意義的最終落腳之處的不同認識。的確，任何國家的知識群體都沒有一個簡單而又現成的結論可供遵循。

如前所述，俄國的“思想與行動”不能兩全的難題由來已久。別爾嘉耶夫解釋說：知識分子的真理是哲學的真理，不是斗爭的真理，這種真理的追求不具有社會功利目的，這是一種求真的傳統(tǒng)。他認為俄國知識分子“對待哲學的態(tài)度如同對待其他精神財富的態(tài)度，都缺乏較高的文化品位，在此哲學的獨立意義被消解了，它只隸屬于特定的社會功利目的。具有特殊意義的功利性道德標準的專制統(tǒng)治，崇尚民眾及其利益，政治專制施加精神壓抑，所有這些導致哲學文化水準低下，進而嚴重妨礙了知識界中哲學知識和哲學的發(fā)展。不僅缺乏哲學知識，而且這種狀況控制著我們特定的精神結構和評價方式，致使真實的哲學成為封閉的、難以理解的學說”。

究其原因，并不在于理智的缺陷，而在于意志的選擇。這種意志造就出具有“中了魔”的知識分子群體，而這個群體從“60年代人”到民粹主義世界觀、再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道德觀念中，都一直將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融進自己的血肉之軀中。長期以來，獻身于哲學創(chuàng)造活動在俄國被認為是缺乏道德的，人們認為諸如此類的活動是對民眾及其事業(yè)的背叛。別爾嘉耶夫認為，知識界對待哲學的態(tài)度包含了民粹主義、功利主義、和禁欲主義等三種成分，在俄國知識階層的意識和感情中，對分配和平等的需求總是凌駕于對生產和創(chuàng)造的需求之上?！皩Υ軐W的興趣僅僅局限于要求從哲學上肯定他們的社會情緒和目標，知識分子對馬赫理論學說真?zhèn)沃惖膯栴}毫無興趣，他們感興趣的僅僅是這一理論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思想，是否能夠為無產者謀福利。對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形而上學在真理上存在與否，他們并不感興趣，他們有興致的僅僅是形而上學是否危機民眾利益，是否渙散反抗專制的志氣，是否消解無產階級的熱情?！?他們排斥抽象、邏輯嚴謹的哲學，認為貴族們喜歡談論的“西歐哲學都抽象艱澀、難于把握，同時又遠離現實生活”，只不過是一種“高智商游戲”，沉湎于其中容易導致道德激情的退化，產生“糾纏不休的病態(tài)思想”。

從車爾尼雪夫斯基成為了迎合青年人需要的“經典哲學家，到“70年代實證主義被拉甫羅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變成了‘主觀社會學’，這種社會學遂成為俄國知識分子圈內粗淺的哲學”，從實證主義把持思想界以后，俄國知識群體的抽象思維水平大大降低，再到列寧主義哲學的建立，這種“三段式”進化模式，使“最杰出的哲學思想卻完全被置于一邊”，“在任何事情上總是歸咎于外部的力量，從而為自身的過失開脫”。在“機械的粗俗的唯物主義”中形成的愷撒王國里，對作為生命力量的獨立中心的漠視，……這種只圖一時的“現實成功”，總有一天會在這個鏈條的斷裂中“自我毀滅”。這恐怕才是俄國真正的危機所在。

的確，“刺猬”一代的知識分子準備信奉所有哲學，其前提是這種哲學可以肯定他們的社會理想，同時他們會不假思索地拒斥所有最為深邃、蘊含真理的哲學，假如這種哲學對那些傳統(tǒng)的情緒和理想是不利的或者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因此后來的反思者認為“這種對待哲學的態(tài)度反映出我們較低的文化品質，粗淺的識別能力、對真理絕對價值的薄弱意識、完全謬誤的道德判斷，俄國全部歷史揭示出我們在獨立思辨需求方面的匱乏”?！耙驗樽陨淼臍v史地位，俄國知識階層存在著某種不幸：對平均主義的公正、社會之善和民眾利益的崇拜，消解了對真理的崇尚，甚至幾乎抹殺了對真理的興趣。而哲學則是崇尚真理的學說，它首先表現為對真理的崇尚”。

新生代知識階層不能公正的對待哲學，因為他們對真理本身持有偏見。他們之所以需要真理，其目的是為了將后者變成社會變革、民眾利益和人類幸福的工具。”在他們的道德判斷中，“如果真理的毀滅能夠給民眾帶來更加美好的生活，人們的生活因而將更加美滿幸福，那么就讓真理付出犧牲吧，如果真理妨礙了‘打倒專制制度’的神圣口號，那么就去打倒真理。此外，“在俄國知識分子內心里，渴求世界公正這種神圣感情正在被扭曲，道德激情退化為偏執(zhí)的情緒，各種形而上學和哲學學說的‘階級’解釋，變?yōu)榧m纏不休的變態(tài)思想。而且這種情緒感染了我們中的大部分‘左派’，把哲學劃分成‘無產者’哲學和‘資產者’哲學，劃分成‘左派’哲學和‘右派’哲學”。[ 別爾嘉耶夫等：《路標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20頁。]這種“精神敗象”的“赤貧”病灶是有潛伏期的，它的后果并不會馬上顯現出來，等到它泛濫流行大爆發(fā)的時候，這個社會急功近利的痼疾也就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