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林斯基“和青蛙的戰(zhàn)爭”[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124.“與青蛙的戰(zhàn)爭”的提法是別林斯基是最初用來描述與“斯拉夫派”的論爭，后來被范及到一切與貴族思想界的論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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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別林斯基開始一直到60年代人的文化清理工作主要是針對4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貴族文學。平民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以后，與他們的前輩展開了文化論戰(zhàn)，他們與其說是在爭論不如說是在釋放心中積壓的怨恨，與其說起在反駁對方不如說是在羞辱對方。別林斯基對貴族、對門第出身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憤恨情緒，他憎恨貴族的高談闊論，憎恨他們嘰里呱啦講自己聽不懂的外語，他厭惡貴族東施效顰般的高雅儀態(tài)，厭惡有珠光寶氣交際花出入的沙龍文化和“半上流社會”[ 來自小仲馬寫的劇本“半上流社會”。]。他心里很清楚這些軍校學生談論的只不過是舶來品，不是“自己地里培育出來的莊稼”，那些所謂的高深理論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法國和德國思想的翻版?？傊?0年代貴族把持文壇的一切都叫他這個階層的人感到憋氣和壓抑。別林斯基怒斥俄國的知識分子（指貴族）“就像被狗熊震聾了耳朵，體驗的是卑微的害怕，說出的是瑣碎卑下的話語，譏笑那些善良而笨拙的手寫成的宣言不和文理，難道不覺得可恥嗎？對一些‘愚蠢’的問題高傲的回避不答，難道不覺得羞恥嗎？把‘統(tǒng)治’這個美麗的詞匯加上引號，難道不害羞嗎？知識分子越是持續(xù)的高傲和狡猾，世界可能就變得越可怕，越是充滿血腥味，這種隨風倒、枯燥乏味的‘振振有辭的說教’，外加居高臨下的誠懇，使可怕而又危險的，誠懇背后是流血，誠心誘人流血，為什么要用誠摯堵塞通往精神高尚的道路呢？”

別林斯基一直認為貴族制是比君主專制更壞的制度，這是貫穿平民知識分子共同的觀點，以后我們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理論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論調。在俄國誰都知道，貴族的身份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打仗打出來的，這些所謂的俄羅斯貴族能否斷言他們祖先都是貴族，說不定是一介小民，說不定是農夫，說不定是城廂居民。[ 維·亞·希什科夫：《普加喬夫》第1卷，下冊，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117頁。]而現在他們不打仗了仍想獨占國家的利益，這本來就是社會矛盾的集中點，作為平民出身的別林斯基最反感的就是貴族的“等級意識”，“他們生活在‘上帝所規(guī)定的’，由父輩熱心地、警惕地保衛(wèi)著的狹窄的古老的圈子里”，[ 汪介之選編：〈高爾基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288頁。]“只習慣于花費從天上掉下來的大量金錢”。所以他在文藝批評中選擇以普希金作為靶子，就是因為看不慣普希金的“貴族癖好”和高調的炫耀，他尤其反感那些從軍人剛剛轉變?yōu)橘F族的“得瑟”勁頭。他說：“詩人（指普希金）指責當代的名門貴族，說他們蔑視自己的父輩，蔑視他們的榮譽、權力和名聲——這種非難既是沒有根據的，又是眼光狹小的，如果一個人不夸耀他出生于某個偉大人物的直系，這難道就一定是蔑視自己偉大的祖先，他的榮譽、他的偉大事業(yè)嗎？看來這里的結論完全是任意做出來的，如果祖先沒有什么值得尊敬的，那就可以不尊敬他們”?！爸酪粋€古老家族后裔的普希金，恐怕只是他的相識者的圈子，誰需要這種靠自己文學勞作的貧窮貴族，擁有一長串歷史上不大有名的祖先呢？”[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5卷，三聯書店1984年，244頁。]

善變的別林斯基一生中沒有唯一沒有變化的第二點就是對貴族、對“上流社會”的仇恨，在專制制度和貴族制之間他立場鮮明地反對貴族制，他說，“由于俄國沒有長子繼承制，我們的貴族自然而然的死去”，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149.]他說，要徹底掃蕩這幫壞蛋！別林斯基承認在與貴族的論戰(zhàn)中使他感覺到了一種“報復”的快感，他說，對“這些先生們的仇恨使我感到快樂，我津津有味地品嘗著它，如同神仙嘗到芳香的食品，他們的復仇會使我高興，我將不斷的使他們生氣，使他們無法忍耐下去，嘲弄他們。戰(zhàn)斗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仍然是戰(zhàn)爭，和青蛙戰(zhàn)爭，”[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124.]他接著說：“論戰(zhàn)是多么愉快的事，多么痛快的事，”論戰(zhàn)可以把一個人剝得赤條條的站在世人面前，“這一切里面有著不可描述得愉快，無邊的痛快”。[ 《別林斯基選集》第1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年，76頁。]“我現在感覺圓滿和有生氣，感覺我是生來就是為了在出版物上進行戰(zhàn)斗的，感覺我的使命、生命、幸福、空氣、食物——都是論戰(zhàn)”。[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2.с.88.]因為這些貴族一直在宣揚著一種溫文爾雅的“文明”習慣，面對別林斯基痛打“落水狗”的勁頭，他們毫無還架的能力，只能高掛免戰(zhàn)牌，這種不對等的交戰(zhàn)勢必就像農人“打青蛙”一樣大獲全勝。

因為家境貧寒的平民階層幾乎都沒有出國的經歷，而貴族幾乎可以說“無國際流浪”和語言優(yōu)勢令他們又厭惡又嫉妒。赫爾岑被迫長期流亡法國，他只能強調自己是“一個沒有祖國的世界公民”，別林斯基反唇相譏說：外國化的俄國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割斷了與民族生活聯系的人是數典忘祖，“世界主義是極端反動的派別”，“世界主義是一種虛假的、模糊的、不正常的、不能理解的現象，是丑陋的、討厭的和兩棲動物一樣，‘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國’（這句話是列寧在流亡的時候最愛講的一句話）的人就是一種沒有道德觀念、沒有感情而且不值得被稱作人這個神圣名詞的生物，最后也正是因為這樣，所以背叛自己祖國的叛徒、背叛自己祖國的賣國賊，是一個讓人一看見心就發(fā)抖的壞東西，人們帶著厭惡的心情避開他，只要他不是一個白癡，他就會向該隱一樣在額頭上帶著被人咒罵的烙印和懷著憎恨自己存在的心情在地球上躲來躲去”。[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4.с.407.]他經常帶有攻擊性的諷刺所謂“人道主義的世界主義者”和愛談哲學的“抽象的人們”，這種民族主義背后體現的是平民階層對貴族的狹隘偏見。據屠格涅夫說，別林斯基明確表白“我對一切憤怒的貴族子弟和拙劣的詩人懷有惡意”。[ ТургеневИ.С.Польны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5.Т.10.с.296.]別林斯基一生當中對貴族有一種難以名狀的仇恨情緒，他一直認為貴族制是比君主專制更壞的制度，如果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貴族制和沙皇專制二者擇一的話，他寧肯選擇后者。在與“青蛙的戰(zhàn)斗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別林斯基與果戈里的思想“決斗”。

別林斯基與果戈里的“短兵相接”

眾所周知，果戈理（1809-1852年）烏克蘭波爾塔瓦的小貴族出身，他是俄國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外套》、《欽差大臣》和《死魂靈》享譽整個社會，當時知識界把他當作“時代的良心”、“俄國思想的風向標”來看待。西方派和斯拉夫為爭奪果戈理的思想資源而打得不可開交，別林斯基稱果戈里是“最富于民族性的，最偉大的俄國詩人”[ 伊·佐羅圖斯基：《果戈理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36頁。]，稱自己以“熱愛偉大領袖那樣全部的熱情”[ БелинскиВ.Г. Письмо к Гоголю.М.,1956. с.1.]愛著果戈理。第三廳的一份秘密報告中說：別林斯基“不承認羅蒙諾索夫、杰爾查文、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所有其他文學家的價值，他贊揚的只有果戈理一個人的作品”。[ 伊·佐羅圖斯基：《果戈理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51頁。]但是到了寫作《死魂靈》第二部的“幕間休息”時期，果戈里到國外養(yǎng)病期間，他的世界觀發(fā)生了保守化宗教化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同世界較量之前，需要先教育自己”，身處變化當中的果戈理想在基督教世界中尋找出路。這些思想在書信里面袒露的比較多，因為書信基本上是真實思想的暴露，抹去了文學創(chuàng)作時的多余油彩，比文學作品更加反映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真實的思想狀況。1845年果戈理自我感覺將不久于人世便提前立下一份遺囑，要求朋友們幫他整理出版沒有發(fā)表的相互通信，并在遺囑中對他近年來的思想進行了總結，他完全是用一種新的眼光來評價那些曾經給他帶來榮譽的作品，可以說是作家死之將至時的一種真實袒露，是“把自己的一切和盤托出”的“內心大暴露”，帶有些自我揭露的“否定前期”味道。結果作家康復后，遺囑沒有派上用場，于是他便自己動手整理信稿，于1847年出版了《與友人書簡選》并將那份原來遺囑作為前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