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來不僅比同學早一步完成學業(yè)，還額外從事多項課外活動，他組織辯論會、演講以及刊印學生雜志。周恩來的文章時常得獎。從他文章的字里行間可以窺見，終其一生他對實用知識有所偏好。清末國事紛亂，中國知識分子重燃對明朝遺民的興趣，他們亦不斷追索明朝滅亡的原因。而周恩來特別欣賞某些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流于空談，所以大聲疾呼，主張追求經(jīng)世治國的實用之學。一如中國同時代的民族主義者，周恩來亦垂青達爾文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理論，從他們的著作中，周恩來似乎看到了中國振衰起敝、脫胎換骨的希望。

時間進入20世紀20年代，中國仍然不見時局好轉(zhuǎn)的跡象。共和政體簡直是個大災難，第一任大總統(tǒng)竟圖謀稱帝。隨著總統(tǒng)于1916年去世，中國陷入軍閥割據(jù)的局面，軍事強人們擁兵自重，盤踞四方，相互競逐。當時的中國支離破碎，全神貫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與強權的周旋，為維護中國主權的完整而無暇他顧。日本便借機趁火打劫，此舉引來其他列強的公開反彈，因而施壓迫使日本收手，然而日本的收斂也不過是暫時作態(tài)而已。周恩來承襲中國士大夫的傳統(tǒng)，賦詩一首，反對張勛復辟，抒發(fā)對時局的擔憂和沉痛之情：

茫茫大陸起風云，舉國昏沉豈足云。

最是傷心秋又到，蟲聲唧唧不堪聞。

盡管日本狼子野心，但周恩來和許多同時代的中國青年一樣，于1917年決定負笈東瀛，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便開始走上富國強民之路，周恩來想利用在日本學得的經(jīng)驗，來拯救積貧積弱的祖國。當周恩來抵達日本，他發(fā)覺自己處在被禁錮的華人社群之中，不但受民族主義意識高漲的日本人瞧不起，而且痛苦地意識到祖國迫切需要他們歸國效力。周恩來漸漸把時間和精力奉獻給流亡日本之激進分子的政治活動上，同時，也首次接觸到馬克思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高舉科學的旗幟，以及對未來社會主義美好世界的許諾，讓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趨之若鶩。那個時候，他們大力批判阻礙中國前進甚至弱化中國國力的傳統(tǒng)價值觀和制度，思想是既現(xiàn)代又具革命性的。某晚在東京的一次朋友聚會中，周恩來告訴他的友人，學生、工人和農(nóng)民必須團結(jié)一致?！澳惚仨殞⑺麄?nèi)紙F結(jié)起來，才能成就革命。沒有革命，中國就沒有未來！”

馬克思主義預言未來的世界將不存在私有財產(chǎn)權，不再有階級、國家之間的沖突，這樣的預言對浸淫在儒家和諧有序、重農(nóng)輕商價值觀中的中國人而言，頗具吸引力。再者，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也為中國提供了一套正面教材。同樣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是，俄國新政權提議歸還上個世紀自中國攫取的領土。事后證明俄國只是惺惺作態(tài)，然而當時的中國人并無從得知。

周恩來回到祖國時，中國人正因為西方列強的背信忘義而群情憤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屬戰(zhàn)勝的協(xié)約國陣營的一分子；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中國人滿懷期待列強會信守他們的承諾，協(xié)助中國自治并恢復中國領土的完整。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列強卻反其道而行之，把德國在中國強占的領土授與他們的盟友日本，盡管中國亦屬戰(zhàn)勝的協(xié)約國陣營，而且西方國家也再三宣稱自己是為民主和正義而戰(zhàn)。西方列強的決定不過是基于一個殘酷的事實：中國弱，而日本強。這項決議造成北京的排外和反日示威大游行，時為1919年5月4日，這股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隨后蔓延至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