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變之物，而必然在歷史流程中逐步演變，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個時代。大體上說，我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代，如春秋戰(zhàn)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

上面提到，我對于中國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導源于五四以來的文化爭論。這就是說，如多數(shù)現(xiàn)代的中國學人一樣，我的文化關懷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戰(zhàn)下，中國文化究竟應該怎樣自我調整和自我轉化，然后才能達到陳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對五四倡導的“科學”和“民主”兩大普世價值始終抱著坦然接受的態(tài)度，至今未變。但是對于很多五四知識人一方面將“科學”推至“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極端，另一方面又將清末以來“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若神圣”（鄧實［1877-1951］語）的態(tài)度發(fā)展到頂峰，則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試圖在傳統(tǒng)的方方面面發(fā)掘中國文化的特色，除了歷史求真之外，同時也希望脫出上述兩種偏頗，而尋求一條比較順適的中西文化會通之道。

相應與這一文化關懷，我的閱讀和思考范圍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專業(yè)，即19世紀以前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為了突出中國的文化特色，我有時也必須引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因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較中才能清晰地顯現(xiàn)出來。為了展示中國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化及其所經(jīng)歷的種種危機，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學研究擴展到20世紀?！?/p>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讀者，我的文集雖不是有計劃、有系統(tǒng)的一氣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預設（assumptions）、中心觀念和價值關懷，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包括第十一、十二兩卷的文字在內。有心的讀者試一披尋，當可自得之。

余英時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