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真的有些絕望——不就是替底層公民說幾句話嗎？不就是批評一下刑訊逼供的無良警察嗎？不就是探討一下國家賠償制度的漏洞嗎？有什么可怕的呢？有關部門為什么要下達封口令呢？

后來我才明白，在當時圍繞此案的密集輿論態(tài)勢下，某些官員感受到了一種來自民間的不良情緒，他們不希望這些情緒發(fā)酵。所以，他們都抱著同一個心愿：趕緊了結此事，讓事件過去，就會淡化人們的認識。倘若某學者公開以專家身份再提出一通質(zhì)疑，就會激起更大的一波輿論潮。所以，官方?jīng)Q定采取以沉默應萬變的策略。讓我感動的是，雖然那些專家都被要求少對麻旦旦案件說三道四，但這些專家體現(xiàn)出了一個優(yōu)秀學者的良知和學識。他們迫于無奈不能透露姓名，但在匿名的前提下，和我提到了國家賠償制度的眾多漏洞。

三年之后，當我擔任另一家時政雜志的高級記者時，再次采寫了關于國家賠償法修改的深度報道稿。那里面的一些質(zhì)疑，很多就來自于前述機構專家在就麻旦旦案件接受我采訪時所提的觀點或者建議。

現(xiàn)在想來，學者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最后一道防線，如果社會價值觀混亂、司法腐敗，學者就應該擔負起傳道解惑、呼吁公益、維護公平的責任，展現(xiàn)這個團隊的人格力量和技術水平。

但遺憾的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多數(shù)學者還不像今天的江平教授等人一樣敢于拍案而起。他們寧可保持沉默也不愿意為了別人的遭遇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可期待利益。

但是，法律圈畢竟是有良心、有水平的圈子，雖然一些學者迫于無奈而隱名，但他們那些言語的價值，卻是永遠存在的。

直到今天，我看到曾經(jīng)采寫的這篇報道，看到那些真知灼見，我依然記得他們的名字和義憤填膺的滾燙話語。

好在今天，就某一個案的批評，已經(jīng)開始走入常態(tài)化，正是在學者和公眾孜孜不倦的監(jiān)督下，中國法治和人權才有了更多的進步。

這，或許是我在為麻旦旦案的報道遺憾之余應該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