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宣道式寫作往往并肩戰(zhàn)斗、相輔相成的是濫情式寫作。這種寫作者常常讓自己與讀者陷入一種感動的狀態(tài)，希望感受所謂的“靈魂的蕩滌”。他們習慣列舉一些慘痛的場景，希望讀者因此而感受到寫作者悲憫的情懷。但是，他們或許忘記了這一點，真正的悲憫常常是帶著笑容出現(xiàn)的。當寫作不能夠超越苦難本身，而僅僅成為一種苦難的狀態(tài)與細節(jié)呈現(xiàn)，這種所謂的感動，不可能有更多的價值。面對不幸而產生感動是一種自然情感，但是當你把這種個人化的感動無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種抒情式的寫作模式，這種感動的目的無法不令人懷疑。這種抒情，可能正危險地滑向濫情。

除了苦難式的濫情，我們最常遭遇的還有小資產階式的濫情。這些因生活過于安逸而渴望感動的家伙們，人為地制造了那么多符號。當他們遭遇到這些符號時，他們強行讓自己陷入某種渴望讓外人看到的情緒當中，就像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人頭攢動的羅大佑演唱會。這種抒情和前者一樣，因為過于強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貶值。

在刻薄了這么長時間之后，我終于回到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談一談對《書城》的感受。我喜歡這本雜志，是因為它最接近于第三條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過長的家伙們將這本雜志視作他們重要的精神生活來源。他們在這里看到了比一般雜志更寬闊的文化、藝術視野，也比較喜歡它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它成了生活于90年代末的中國青年的一本重要啟蒙性雜志。我的寫作風格也伴隨著這本雜志的成長而變化。

今天，這本雜志終于完成目前這種形態(tài)上的使命。我為很多即將來到的孩子惋惜，因為他們可能錯過了一些美妙的東西。但我更希望，這本雜志的轉型能夠為那些正在招惹濫情的小資讀者們提供某種警示。因為，今天的《書城》正在緩慢地滑向一個溫柔但危險的陷阱。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它上面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隨意的文字與淺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經有些抵擋不住柔軟的誘惑，它最初的智性正在被情感淹沒，它很可能變成一代年輕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種自怨自艾的情感。

這里，我必須再次強調第三條道路的重要性，并將這條道路的開辟寄望于中國日漸成熟的媒體。當中國最終出現(xiàn)了《大西洋月刊》、《紐約書評》、《紐約客》這樣的媒體時，我會覺得此時的中國人的寫作才最終具有明確的意義與希望。當然，那時我們會回憶起年輕時閱讀過的《書城》，是它為我們展開了最初的心智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