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雙軌的體制，使得政府不得不關心許多外族的事務。唐代西方多事，尤其是在伊斯蘭教忽然崛起之時，自西方往東方擴張使得中亞一片混亂，這對中國有骨牌效應。唐朝在中亞一帶總共擁有二百多個羈縻州府①，都是中亞的地方部落取得唐朝的官號，唐朝不過派一個都督，表面上監(jiān)督而已。唐將高仙芝與黑衣大食②戰(zhàn)于怛羅斯河③，唐軍大敗，中國從此喪失在中亞的霸權(quán)。那許多被打敗的部落大批奔來中國，中國必須給他們一個安置，只能安插他們在廣大的北部，從今天的甘肅、寧夏，一直到山西、山東，都有這些中亞部落的后代居住。這是“天可汗”頭銜要付出的代價，因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確實是東亞各種胡人的總領袖。中國人的血統(tǒng)之中，因此增加了許多中亞和內(nèi)亞①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漢人，其中許多人都有中亞胡人的基因。

傳統(tǒng)的中華帝國是天下國家，應當只有遠近、沒有界線，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實也是源于它是一個天下國家。中唐以后，中國以西有許多強邦，西藏的吐蕃在唐初就忽然興起，同時青海大草原上的吐谷渾也忽然強盛。這兩個大部族的興起，可能是因為天然氣候的改變使青海西北一帶水草豐美，也可能因為從隋唐開始絲綢之路重新暢通，絲綢之路旁邊的部族都得到了過路財神的利益。唐初花了不少氣力才平定了吐谷渾，唐軍損失也不小。杜甫的詩“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就是描寫唐軍曾經(jīng)在討伐吐谷渾的時候損失十幾萬。

吐谷渾平定了，吐蕃沒有旁邊的對手就開始迅速擴張，唐代不得不下嫁文成公主，以此換取和平。唐蕃會盟碑文表現(xiàn)的是兩個平等政權(quán)之間的約定—吐蕃不是“天可汗”的屬下。在今天的新疆，突厥的后人分散為許多族群，在中亞一帶忽分忽合，他們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羈縻州府的主要組成部分。但面對新興的回鶻和伊斯蘭教派的大軍，他們大批遷入中國，于是西方至少有吐蕃、回鶻和伊斯蘭教派的大食三個大邦。

到中唐以后，中國在西方的事務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國的姿態(tài)應對了。面對這些強權(quán)，唐朝干臣李泌①的政策是遠交近攻，在這三個西方大邦之間，聯(lián)結(jié)兩個打一個，聯(lián)結(jié)一個打兩個，采用的是十足的國際政治手腕，不再是以大帝國的姿態(tài)君臨天下。

唐代的對外貿(mào)易十分活躍，陸路有許多說粟特②語的商人經(jīng)過絲綢之路往返販賣，他們也有不少在中國落戶生根。唐政府對他們的管理方式是委派他們自己選舉的“薩寶”管理內(nèi)部事務，有點像今天外國僑民的領事官，只不過是他們自己選舉的領袖而已。這種處理外朝事務的方式，從唐朝一直延續(xù)到清朝。同樣地，經(jīng)由海道出入中國的海商，大多數(shù)是阿拉伯人或猶太人，唐政府也是讓他們的宗教領袖管理這些居住在中國的大批外商人戶。這些制度又一次說明了一國多制的管理形態(tài)和傳統(tǒng)的天下國家相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