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鐵站看到第二屆天地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獎的征稿廣告，心里猜想，不知整天在車站熙來攘往的普羅乘客會以為這是怎么回事。早前市政局搞文學節(jié)，在地鐵車廂登廣告，有朋友便目睹有年輕普羅乘客贈以夾雜“媽媽”聲的評語。香港本來就缺乏文學閱讀文化，更遑論文學獎或文學競寫文化。

新近出版的臺灣作家張啟疆的《導盲者》，標榜的就是彼岸那種已然成熟（如非爛熟）的文學比賽文化。《導盲者》可說是一本得獎文學結(jié)集，內(nèi)里收錄了張氏近年所獲的各大報小說和散文獎大作多篇，堪稱獲獎文學的示范作。有志于在臺灣文學獎中博一席位的，此書具有甚高參考價值。事實上，除張啟疆外，臺灣還有不少“專業(yè)參賽家”或文學獎常客，就像去年猝逝的林耀德，和聽聞連學生文學獎也不放過的嚴歌苓。

大家熱烈投入文學競賽中，本是一個地方的文學活躍性的指標，但文學獎機制的確立，也常常會引來擔心或猜疑。無可否認，任何文學獎的評審機制都會存在局限，搞不好固然無助于推動文學創(chuàng)作，搞得好也可能不過是在鞏固和維護某些文學價值觀。而且，所謂得獎作品總體上并不是沒有模式可尋，也不是超然于文學風尚的，更甚的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個“得獎文學”的類型，有其題材取向、文字風格等內(nèi)在規(guī)律可依循。

但我并不是想在這里順道鞭撻幾下“得獎文學”的功利和僵化，我自己也曾經(jīng)參加過“得獎文學”的典范制作，受過“為得獎而寫作”的批評。我反而想反省一下所謂“得獎文學”的形成因素和構(gòu)成特質(zhì)，進而了解某特定文學機制的價值取態(tài)。而我相信，“得獎文學”并不單單是服從某些既定的取態(tài)而寫出來的迎合性產(chǎn)物，它們對于此等取態(tài)的形成和轉(zhuǎn)移必定也在產(chǎn)生著主動的作用。于是我想到聲稱除了最保守的一個文學獎之外，幾乎全臺灣大大小小的文學獎都拿過的林耀德。他的參賽態(tài)度似乎不是爭名逐利、迎合評審口味之類淺薄的指控所能輕易釘死的。如果他所言屬實，他那以積極參賽來試探和挑戰(zhàn)各種文學獎的寬容度和價值界限的動機便饒有意義。參加文學獎不再是單向的企求獲賞，而是一種讀寫、評作、贈獲雙方互動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文學觀念和價值在不斷進行有跡可尋、有據(jù)可依、有理可辯的推演。

可惜，香港還未有這種有建設性的文學競寫文化，就連文學圈里面，也只常常“罵”聲載道（比普羅的“媽媽”聲還刺耳）。我們什么時候才愿意以手代口，拿起筆來，真的在創(chuàng)作上較一較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