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曾經(jīng)是一個離我們多么遙遠的詞，無人能夠預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頭上。在經(jīng)歷了SARS的災難以后，現(xiàn)在來讀《鼠疫》，我們會有異乎尋常的感受。

加繆的這部名作描寫了一場鼠疫的全過程，時間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地點是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市。事實上，那個時間那個地點并沒有發(fā)生鼠疫，所以加繆描寫的是一場虛構(gòu)的鼠疫。

一般認為，這是一部寓言性小說，鼠疫控制下的奧蘭是喻指法西斯占領下的法國。然而，加繆對瘟疫的描寫具有如此驚人的準確性，以至于我們禁不住要把它當作一種紀實來讀。一開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斷發(fā)現(xiàn)死老鼠，第一個人死于怪病，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逐日增多。某一位醫(yī)生終于鼓起勇氣說出“鼠疫”這個詞，其他人亦心存疑慮，但不敢承認。

疫情迅速蔓延，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市府怕驚動輿論，封鎖消息。終于到了封鎖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監(jiān)控，隔離，直至封城。因為害怕傳染，人人口含據(jù)說能防病的薄荷藥糖，乘公交車時背靠背，懷著戒心疏遠自己的鄰居，對身體的微小不適疑神疑鬼。人們的心態(tài)由僥幸轉(zhuǎn)為恐慌，又由恐慌轉(zhuǎn)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于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全市如同放長假一樣，日常工作停止，人們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祈求自己平安渡過難關，等待瘟疫出現(xiàn)平息的跡象。商人乘機牟利，咖啡館貼出“酒能殺菌”的廣告招徠顧客，投機商高價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術史料中的或臨時杜撰的有關瘟疫的各種預言……凡此種種現(xiàn)象，我們現(xiàn)在讀到都不覺得陌生了，至少可以憑自身的經(jīng)驗加以想象了。

然而，如果認為《鼠疫》所提供的僅是這些令我們感到半是親切半是尷尬的疫期生活細節(jié)，就未免太停留于它的表面了。

我們不該忘記，對于加繆來說，鼠疫的確只是一個象征。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種大規(guī)模的禍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區(qū)、民族、國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類，瘟疫、災荒、戰(zhàn)爭、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等等都可算在內(nèi)。問題是當這類禍害降臨的時候，我們怎么辦？加繆通過他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唯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斗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醫(yī)生逃離崗位，病患拒絕隔離，都意味著站到了鼠疫一邊。這個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樣簡單。在這個時候，需要的只是一種最單純的責任感，因而也是一種最基本的正義感。災難是沒有戲劇性可言的，所以加繆唾棄面對災難的一切浪漫主義姿態(tài)。本書主角里厄醫(yī)生之所以奮不顧身地救治病人，置個人安危于度外，與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壯舉都無關，而只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醫(yī)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領期間，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加繆成了抵抗運動的干將。戰(zhàn)后，記者問他為什么要參加抵抗運動，他的回答同樣簡單：“因為我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