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或多或少隱晦的意見分歧，尼采仍然對瓦格納和拜羅伊特的項目保持無限的忠誠，正如尼采在《致德國人的敦促倡議書》（1873年）中所表明的那樣，當時拜羅伊特的項目陷入危機。1874年這一年本來會很容易成為瓦格納巨大的不幸之年。拜羅伊特的項目如此陷入資金困難中，以至于尼采都擔心一種全面的失敗。瑪爾維達·馮·梅森布克（Malwida von Mysenbug）是《一位女理想主義者的回憶錄》（Memoiren einer Idealistin）（1869——1876年）的作者，她是19世紀晚期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解放的女性人物之一。尼采是在拜羅伊特節(jié)慶演出劇院的奠基儀式上結識她的，作為與瓦格納夫婦過從甚密的朋友，她也受邀參加了此次活動。

1874年2月11日，尼采在致信瑪爾維達·馮·梅森布克時承認：“我們彼此之間有一種共同的苦楚，……因為拜羅伊特的苦楚。因為，哎，我們寄予的希望曾經太巨大了！”尼采說，他已經“認真仔細地考量過了所有的原因，為什么這個項目會停滯，是的，為什么它或許會失敗 ”。尼采這個時候就已經在醞釀，準備寫一篇隨筆，題目是《理查德·瓦格納在拜羅伊特》。倘若尼采這時動筆寫，那么，這篇隨筆肯定會是對拜羅伊特項目的一份完全批評性的分析，它會完全處于對瓦格納失敗的征兆中。當然，尼采首先為自己保留他的懷疑想法，他沒有對外說，而且，當這個項目不久因為國王的貸款而得救時，尼采把這些想法完全壓了下去。

尼采在1874年和1875年寫的日記，已經包含了他后來寫的反對瓦格納的論戰(zhàn)文章中幾乎所有的論點，只不過這時還沒有那些尖銳刺耳的聲音罷了。在尼采的日記中，瓦格納已經被刻畫成音樂上的雄辯術教師，而且，他一再被刻畫成“被調動職位的演員”。在這里，尼采就已經指出了瓦格納的所有性格弱點，他后來公開揭露的性格弱點，只不過在這個時候，這些性格弱點還處于和解的光線下：瓦格納缺乏“滿足”和謙虛，他不讓“任何有個性特征的人物”在他的身邊發(fā)揮作用。例如，勃拉姆斯，他嫉妒心強，他“偏愛浮夸和奢侈”，他對“極端龐大事物具有暴君意識”，鑒于這一點，尼采認為，以下這種情況真是“一種萬幸”：“瓦格納沒有處于更高的社會地位，沒有作為貴族出生，沒有癡迷政治領域?！?尼采還認為，瓦格納“沒有限度和節(jié)制 ，”而他作為藝術家的紀律性與這個特點形成鮮明對比[“就仿佛在希臘人那里一樣，作為藝術家，他是‘有節(jié)制的’（σωφρων），作為人，他不是?！?。他總是“常有理”，這種心態(tài)在藝術史上“把發(fā)展歸功于自己本身的必要性”，但是把“別人的發(fā)展視為歧途、邪路和迷途”。他擁有拍馬屁的追隨者，在別人眼里已經成了很大問題，還有他對猶太人的敵視，在這個問題上，尼采堅決地與瓦格納保持距離。在這種對猶太人的敵視上內在聯系，尼采表達了他的懷疑：瓦格納喜歡把自己身上感覺不舒服的性格特點，投射到別人身上和其他現象中，為了在其中背離他自己：“瓦格納把他的全部弱點強加到時代和對手身上，以此消除他的全部弱點。”按照尼采的觀點，這對現代人而言是典型的，現代人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以此取代對上帝的信仰。但是，“只相信自己的人，對自己都不再完全真誠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