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公眾一直不知曉的、沒有被披露的事是:1866年6月,像俾斯麥這樣的大人物還試圖間接地與瓦格納接觸,為了在戰(zhàn)爭伊始時刻,通過瓦格納,把路德維希二世拉到普魯士的一邊。他當然了解那位讓年輕的巴伐利亞國王如此神魂顛倒的、奇怪的作曲家?,F在,俾斯麥企圖把他當成政治工具來使用。盡管這件事在今天看來顯得有些蹊蹺:在一個時代里,藝術家,走南闖北的、技藝精湛的大師,遠遠比政治家更多地出現在世界各地,他們尤其在宮廷里進進出出。這些藝術家可以輕而易舉地向統(tǒng)治者或者他們的頂級的外交家傳授一個或者另一個秘密的消息,因此,藝術家們很樂意被利用為非正式的代理人,例如,魯本斯的情形就說明了這一點。弗蘭茨·李斯特的傳記為此提供了一些例子。
瓦格納對這個高度爆炸性的過程一直保持沉默,諱莫如深。對他而言,這是一種令人驚訝的情形。充當俾斯麥的聯絡人的是他的哥廷根大學同學和瓦格納在蘇黎世流亡期間的朋友弗朗索瓦·維勒。在俾斯麥的請求下,弗朗索瓦·維勒拜訪了瓦格納,并且催促他,去勸說巴伐利亞國王,對普魯士采取一種居間調停的政策。然而,艾麗莎·維勒后來在她的《回憶理查德·瓦格納》(Erinnerungen an Richard Wagner)中卻這樣寫到:“當時對俾斯麥和普魯士非常反感的瓦格納予以拒絕,他說,他在政治事務上對國王根本沒有影響力,當他(瓦格納)開始談論諸如此類的話題時,他抬頭向上看著,然后發(fā)出噓聲!” 1866年6月20日,瓦格納給弗朗索瓦·維勒寫的一封信與這種情況吻合:
只有通過興奮,才能讓巴伐利亞年輕的國王受到影響:我還一直不明白,您能說會道的推薦該如何發(fā)揮作用,我應該如何讓他對馮·俾斯麥的政策感到興奮……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能也不愿意勸說巴伐利亞年輕的國王去參與那種政策,而且,就算我愿意勸說他,那么,這個建議也會以任何形式遭到他拒絕的?!?,請原諒在任何意義上都迫使我去做的:一種拒絕。
瓦格納不想被人指使,去充當什么政治間諜或者搞陰謀的人。還有一個朋友,瓦格納在許多方面對他心存感激,但是,瓦格納也沒有被這位朋友說服。在此前一年,他同樣拒絕了圖恩和塔克西斯的瑪克西米利安與之相近的提議。他還明顯地提醒維勒注意突進,不久后,維勒在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沖突影響下,改變了意識,這就表明了這一點。瓦格納給維勒回信三天后,就向奧古斯特·呂克爾發(fā)出呼吁,把政治希望寄托在普魯士上:“你要支持俾斯麥和普魯士。上帝保佑,我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