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訪問日本，目睹日本強大的軍事實力，張學良認為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自己的軍事現代化。中國人必須奮起直追，才有可能抵御日本。

因為我種種接觸，使我感覺到日本圖謀中國之險惡之深遠，令人不寒而栗。同時，我也認識了日本之國力，中國若不甘愿作奴隸，必須奮起圖強，決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之侵略的。

為了抵御日本，他和近代許多中國人一樣，萌生了“以敵為師”的想法，他想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因為他在參觀中“十分崇拜日本軍事教育”。

歸國后，因戰(zhàn)事緊張，東渡日本學習一事沒有實現。但他向張作霖建議，以敵為師，整軍經武。張作霖采納了他的建議，“后來奉天空軍就由日本訓練了，也買了日本飛機”，另外，選派年輕軍官赴日留學。他執(zhí)政后，被他提拔的著名軍官中有五十多人是留日的。如東北邊防軍憲兵司令、陸軍中將陳興亞，北平行營參謀長、陸軍中將戢翼翹，第六十七軍中將軍長吳克仁，第五十七軍中將軍長何柱國等。

很顯然，張學良處于對日本既憎恨又羨慕的雙重構造中?！拔腋竞尥噶巳毡救?。”“恨他是恨，人家是真厲害?！睆那楦猩?，他無法擺脫對日本的厭惡和憎恨。但是，張學良的日本觀的理性在于，他對中日兩國實力的認識并沒有因殺父之仇而扭曲，沒有因遭受凌辱而不加區(qū)分地對日本一概排斥，他不僅把日本文人與武人、商人與政客、極端的上層與盲目的下層、侵略政策制定者與執(zhí)行者作適度區(qū)分，也把日本經濟上的成功、軍事上的強大與野蠻黑暗的一面區(qū)分開來，清醒地認識到，中日國運之不同、國與國關系之不正常，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源于兩國實力的懸殊。

當時分裂、軟弱的中國受日本軍國主義欺侮的命運是難以回避的，改變這種命運的唯一方法是使自己強盛起來。怎樣快速強盛？不能因為日本侵略中國而排斥向日本學習。“以敵為師”固然是痛苦的無奈，但又是深刻的理性；憎惡強者對弱者的輕蔑和欺侮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放棄對弱者自身缺陷的反省和補缺彌弱的努力。張學良對日本的憎惡與效法，不是盲目的詛咒與稱羨，他的終極關懷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是對自己祖國和同胞深沉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