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前輩——意大利的王公和教皇們——的做法類似，那時的國王想方設法，監(jiān)督完成了許多上乘作品，并在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一貫做法：偉大的國家依靠自身來支持文化。歌劇、芭蕾舞、戲劇、文學研究院、學術研究和科學，這一切很快為國家發(fā)揮功能，而不是反映鑒賞情趣或者王位占據(jù)者的外在動機。在現(xiàn)代民主國家甚至專制國家中，這種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普遍存在。

但是，國家支持在性質(zhì)上與古代的市民支持不同。首先，它強求一種人力成本。誠然，藝術家的成熟個性不再受到完全為城市、為城市的神靈服務要求的限制，但是，隨著對這些非個人力量的服從的降低，服從資助人的需求（常常是異想天開的念頭）成為帶有強制性的——而且使人煩惱的——東西。我們只需讀一讀本韋努托·切利尼的自傳就可發(fā)現(xiàn)，在文藝復興盛期，一位成功的藝術家對許多傲慢贊助人的感受：總是心懷怨恨，扮演馴服的角色，報酬少得可憐，而且往往難以兌現(xiàn)。

另一方面，藝術家通過種種方式來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在完成定制作品的過程中故意拖延時間，有時候根本不完成所承諾的工作。贊助人失去耐心，而且也常常失去預付的定金。

其次，隨著國家制度擴大其運作規(guī)模，作為贊助人的國王不得不依靠官員來選擇藝術家，指導具體工作。這就引起了鉤心斗角和大耍陰謀詭計的情形。例如，作為路易八世的代理人的黎塞留向弗朗索瓦·薩布利特·德·諾伊斯提出，請普桑從羅馬到巴黎來，而普桑生活開心，工作高效，希望留在羅馬。他婉拒邀請，拖延了一年半時間。后來，他收到一封威脅信，提醒他是法國臣民，而國王神通廣大。他乖乖就范，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是卻發(fā)現(xiàn)，國王和宮廷要他干的事情除了創(chuàng)作作品之外，還要冷落一下當紅畫家烏偉。此外，王室要普桑繪制的是大型寓言作品，其原因無疑是他已在小型田園風光畫方面贏得的名聲。另外，盡管他從未搞過建筑裝飾，還要為盧浮宮里的一條長畫廊設計室內(nèi)裝飾。與此同時，烏偉的追隨者們開始密謀，制造各種麻煩，要給這名侵擾者一點兒顏色看看。普桑忍受了幾個月，然后逃之夭夭，回到羅馬，托詞是他必須照顧自己的妻子。普桑在巴黎所畫的是他最沒有吸引力的作品。

有權有勢的贊助人與具有自我表現(xiàn)意識的藝術家之間矛盾不斷，然而，這種關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魯本斯生性樂觀，因此與大多數(shù)贊助人保持了良好關系。不過，他天生具有外交才能和精明的生意頭腦，這樣的品質(zhì)并非在每個藝術家身上都能找到。更確切地說，這方面的規(guī)則是，在潛心創(chuàng)作的活動中，藝術天才盡管具有創(chuàng)造能力，卻不足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由此形成了藝術天才的一半苦難。

另外一半來自心懷嫉妒的競爭對手，并且受到贊助人的特點的影響。廣為人知的例子具有典型意義：莫扎特受到薩爾茨堡大主教的虐待；貝多芬——無論正確與否——發(fā)出了針對維也納的權貴朋友的種種怨言；在殘酷的孔代公爵府里，拉布呂耶爾需要一直控制自己。即便性格隨和的海頓也備受艱辛，口出怨言。如果說委拉斯開茲與西班牙的腓力四世相處融洽，其原因并非完全在于他可以繪出令人羨慕的肖像——他還協(xié)助管理那位國王的住所，監(jiān)督看門人的工作，購買物品，做仆人干的各類雜事。總之，厚道的贊助人與友善的藝術家同時存在并且和睦相處的情況非常罕見，少于世上的完美夫妻。

此外，到了18世紀，“art”（藝術）和“artist”（藝術家）的意思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微妙的變化。那時的人認為，有名或者偉大的藝術家應該具備的不僅僅是高超的繪畫技巧，而且逐漸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自尊感。畫家尤其要求給予自己創(chuàng)作自由；在接受委托業(yè)務時，他們已經(jīng)不再容忍“不可改變或增加任何內(nèi)容”這類規(guī)定了。他們已經(jīng)變成“創(chuàng)新者”，在一兩個世紀后會被稱為“創(chuàng)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