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郛、劉恩源根本未與法方進行認真談判，對中法實業(yè)銀行也未展開細致的調查，他們早早收兵，自然招致國會和輿論的抨擊。財政部為這一決策辯解，號稱同意付金法郎，政府和民間可獲利5868萬元，不同意，將損失6161萬元。王樹槐先生評論道：“政府的解釋，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自我粉飾而已，所列獲利之數(shù)，尤不可信，殊不知此款皆出自中國人。遠東存戶中國方面所占幾何，難以確知，不無夸大之嫌?！备鸱蚱綄Ψ▏畹耐诉€及其利用做過迄今為止最為徹底的調查，使學界對中方的實際得益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筆者以為，法國退款恢復了中法實業(yè)銀行，中國存戶（其實只是“遠東存戶”的一部分）得到了賠償畢竟值得慶幸，但是清末民初，股市蝕本，投資被騙，銀行倒閉，時有所聞，多數(shù)利益受到損害的中國普通投資者、存款人絲毫得不到國家層面的保護。用公共財政救助一部分人而置多數(shù)虧損者的利益于不顧，不能體現(xiàn)公平原則。

馮玉祥“北京政變”后，黃郛臨時攝政內閣（1924年10月31日至11月23日）成立，黃郛請李石曾出任教育總長，李不就，推薦易培基，后者從此成為李石曾共同奮斗的密友。

黃郛兩年前赴法國，并非官方訪問，細節(jié)已不可考。李石曾關注甚至暗中參與中法關于庚款的交涉，頗有一些時日，他是否囑托他在法國政界的朋友對黃郛多加照顧？懸案解決，一個管理庚款的權力機構才能產生，中法大學才能獲取資助。也許這機構的中方主席是誰，不會有疑義，早已內定。為加速談判進程并使之更加有利于法方，李石曾得賄或行賄，皆有可能。章士釗卷入此案，以前談得很少。但是要回到1925年的北京，這是不能免去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