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認為，語言學只是符號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緊隨結構主義學者之后的大多數(shù)語言學家卻把符號學視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因為“符號”這一概念在語言中至關重要。由此一來，在談論符號學——乃至非語言符號的符號學——的時候，幾乎不可能不牽涉到語言的結構。

從1965年開始，在密切關注克里斯蒂安·麥茨的基礎性研究以及隨后各個研究成果之后，我在《電影美學和心理學》的第二卷中這樣寫道：

電影的語法或許毫無可能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所有語法都是建立在符號的固定性、統(tǒng)一性和約定俗成性的基礎之上。它只能支配那些以符號的固定性為基礎的各種模式。朝著這一方向的任何嘗試都已經以失敗而告終，為電影語法的建立而付出努力，證明人們對運動影像的表意條件知之甚少。電影并非憑著一些業(yè)已確立的符號而運作，因此它不以任何語法方面的先驗規(guī)則為前提。與此同時，句法規(guī)則也常常令人生疑。句法規(guī)則可以牽涉到某種特別的美學、某種風格，但是與電影語言的整體卻毫不相干。

克里斯蒂安·麥茨似乎希望建立某種電影的句法，他說“電影的句法有待建立，但只能建立在句法學而非詞形學的基礎之上”，但是我對此一直極為懷疑。詞形學中沒有真正的符號，因此并不能起作用，在此背景下，如果按照索緒爾所言，所有句法都屬于句段關系，那么我覺得就不可能嚴謹?shù)刂淠切└鶕?jù)其內容而自我支配的結構，而這些結構只要能夠賦予所展現(xiàn)事物以某種含義（這樣的含義變化萬千），那么它們就是合理的。[1]

【注釋】[1]讓·米特里，《電影美學與心理學》第二卷，法國Universitaires出版社，1965年，第45、445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分析對我距此兩年前曾經強調過的觀點做出了回應，當時我寫道：

同樣的觀點可以通過多種不同方式來表達，但對于其中任何一個觀點，每次的表意影像都是不同的。能指和所指之間不存在任何固定不變的聯(lián)系或特性，正由于缺少這種關系，能指立刻就變成了一個抽象符號，不具有任何鮮活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正是能指所不可或缺的。[2]

【注釋】[2] 讓·米特里，《電影美學與心理學》第一卷，出處同上，第51頁。

自從1966年開始，尤其是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克里斯蒂安·麥茨及其反對者（人數(shù)越來越多，包括意大利的翁貝托·艾柯、艾米里奧·加羅尼、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吉安弗朗科·貝特蒂尼，法國的羅杰·奧丹、雅克·奧蒙、米歇爾·瑪利、多米尼克·夏多、米歇爾·科蘭，以及美國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學者）的理論獲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

然而，與上述情況相對應的，是大學電影學教育的起步，以及有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