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記者沒有一個專業(yè)的坐標系，所以他每碰到一個題材就要重新考慮，每碰到一個題材就要重新考慮，而每一個人考慮問題的角度又不一樣，所以這就會導致一個欄目即便包裝都相同，主持人面貌沒有變，但是它的各個節(jié)目的風格是不一樣，因為思想的方向就是不一致的。

但我們看一本成熟的雜志，比如說《三聯(lián)生活周刊》，就會感覺到無論是誰寫的文章，不管是出自哪個作者之筆，都帶有這本雜志的風格，總是跟《中國新聞周刊》不一樣，跟《南方周末》有差別，那么這種內(nèi)容上的風格，而不是簡單的形式上的，比如排版那樣的風格，其實是靠這個團隊確立的對事物認知的坐標系。我們要想建立這樣一個坐標系，需要每個編導在每個選題的把握上要明確自己的價值理念。

陳虻：選擇了選題，不等于選擇了主題

陳虻強調(diào)：一個導演，在拿到一個選題的時候，必須認識到選題和對選題的把握是兩件事兒，必須明白，我選擇了選題，不等于選擇了主題，選擇了某一個新聞事件，并不等于選擇了主題。

你確定了要做一個新聞事件，只能說明選題是這樣的，主題是什么呢？選擇了選題和對選題的把握是兩件事兒，你選擇了選題，你只是完成了第一件事兒，你如何去把握這個選題，是第二件事兒。第二件件事兒比第一件事兒的份量一點都不輕。因為主題有好多呢，選擇什么樣的主題，這就叫智慧，一個片子的智慧的含量。

如果你沒有把第二件事兒，也就是我說的把握主題當成一個拍攝過程中的一個很重要流程的話，你的任務(wù)只完成了一半。換句話說，你必須把你的第二件事，也就是對選題的把握和思考，寫在你的選題報告上。如果你知道確定選題這是一件事兒，確定主題這又是一件事兒的話，你只有把第一件事兒告訴了我，你沒有把第二件事兒告訴我。而我在你的片子里也沒有看到，那只能說明并不是你在選題報告里給我打埋伏，而是你確實就沒想明白。當然你可以不告訴我，但是你不能不告訴自己。

你們的報題大多只是事件的梗概，然后就說要關(guān)注這件事兒。其實事實上最后做出的片子跟你的報題是一個水平。不信你們自己看看，把你們以前的報題和你們最后根據(jù)這個報題做出來的片子拿出來對比一下，在思想深度上，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大多數(shù)的情況往往是這樣的，從你開始拿到這個選題，決定做這個選題，到你做完這個選題，其實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都是停留在你拿到的時候那個水平。

你如果是很清醒地去判斷這件事情，和很盲目的去判斷這件事情，完全不一樣。指哪兒打哪兒，和打哪兒指哪兒是兩件事情。我現(xiàn)在看了很多的片子，有些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就是缺乏對題材的把握，而把握它本身是需要思想的，是需要思想深度的，是需要方法的。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說當一個新聞事件擺在我們面前的時 候，我們說什么，我們說哪些東西。

究竟該如何深入思考？如何把握主題？陳虻具體舉例。

如果給你這么一個選題，說一個大學生放棄了在國家機關(guān)的工作，公務(wù)員的身份，回到農(nóng)村當村長去了，就這么一個事兒，讓你做一期節(jié)目，你會做什么呢？

我覺得至少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比如說從人性的角度去觀察。實際上他是為了實現(xiàn)個人的理想回的農(nóng)村，但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得跟著他回回去。從人性的層面去拷問的話，他要實現(xiàn)個人的理想，但他實際上要連累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們可以去研究，一個人實現(xiàn)自己夢想的過程中，他要承受哪些代價，他可能要擔當一個罪人的角色，或者他必須去安撫別人，他要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追求，就必須要面對一個人和人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很可能是負罪和愧疚，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從他的政治理想來考察，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他是怎樣的一種心志，他是怎么樣去考慮人生，他怎么樣去認識社會，他是怎么樣設(shè)計自己人生道路，這又是一個主題，這就是一個年輕的政治家的成長路程，回到農(nóng)村是他理想的起點，這又是一個話題；第三個可能，還可以考證他在文化上的孤獨感。一個人當他回到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中，他在文化上很可能是孤獨的，因為他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和以前相比有強烈的反差，但他沒辦法，這就是他要面對的現(xiàn)狀。所以我要考證他在文化上的孤獨，這種心靈上的不適應(yīng)，恰恰可以證明某些問題，所以也是我可以研究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