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經(jīng)常拿著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會觀念貶斥中國和中國人。不錯，那些西方觀念都很優(yōu)秀，很值得我們學習，但我稍稍也有一點不服氣。因為在那些觀念產(chǎn)生之前，中國文化已經(jīng)相當剛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當剛健”的證據(jù)，就是當同年的鄰居早已紛紛死亡，而它還生氣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唐宋，活出了人丁興旺?；畹媚敲淳?，活得那么大，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精神價值么？

幾個月前在臺北，我與一位美籍華人政論者產(chǎn)生爭執(zhí)。他說：“西方的價值系統(tǒng)，是我們討論全部問題的起點和終點?！蔽艺f：“是不是終點，你我都沒有資格判斷。但是，我有資格肯定，起點不在那里。”

4.中國文化的弊病

說了中國文化的建樹，那也就有必要討論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面講的三個“道”對應(yīng)，也選出了三個“弱”。

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于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作為一個社會學命題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新闡釋的，卻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文化對此一直比較黯然，歷來總是強調(diào)，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qū)。

你看，古代一個官員坐著轎子來到了某個公共空間，前面一定有差役舉出兩塊牌子：“肅靜”、“回避”。這么一來，公共空間一下子又不見了。那么，似乎只好讓知識分子來關(guān)心公共空間了，但是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里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guān)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

這個毛病，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個重要論述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档抡f，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p>

我在國外游歷時經(jīng)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游客隨地吐痰、高聲喧嘩、在旅館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為，認為沒有道德。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嘩的農(nóng)村婦女，很可能收養(yǎng)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tài)，只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guī)范。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當然，這樣的事說到底確實也與道德有關(guān)，那就是缺少公德。

現(xiàn)在，中國文化的這個缺漏只能靠我們當代人來彌補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shè)“文化強市”，我認為，最重要的支點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時又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廣大市民的集體人格和審美習慣，都在那里培養(yǎng)。

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于實證意識。

已故的美籍華人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歷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數(shù)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個新詞匯，來闡述一個老問題。他特別舉了明代朝廷檔案《明實錄》的例子，發(fā)現(xiàn)那里記載的數(shù)字大多很不準確，甚至極為荒謬，但從撰稿者、抄寫者、審核者，到閱讀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區(qū)。這個盲區(qū)，在中國現(xiàn)代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實證架勢的數(shù)字，往往最難相信。什么“三個月戡亂成功”、“畝產(chǎn)二十萬斤”、“百分之九十五的當權(quán)派都爛掉了”等等，這些風行全國的數(shù)字，有哪一個得到過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