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夏，二十二歲的蔡智誠不想上學了，他要去當兵。

蔡智誠是貴州人，家住遵義老城琵琶橋（今貴州省遵義市紅旗路），他家的斜對面就是黔軍高官柏輝章[1]的公館，如今那里已成為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會址。

蔡智誠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在武漢戰(zhàn)役中犧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經(jīng)出嫁，在“美國援華協(xié)會”當醫(yī)師；二哥蔡智仁畢業(yè)于陸軍輜重兵學校，是國民黨交通二團的營長；而蔡智誠的孿生妹妹蔡智蘭初中還沒有畢業(yè)就跑出去參軍，結(jié)果在戰(zhàn)場上失去了音訊。

1944年，蔡家的年輕人中只有蔡智誠還在學校里讀書，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想工作或者膽子小，而是父母覺得家里應該留一個“守門的”。蔡老四是長輩們公認的最乖巧聽話的孩子，應該老老實實地把大學念完，然后成家立業(yè)才對。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間來到貴州，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后來又經(jīng)營鹽號。貴州是個不產(chǎn)鹽的地方，食鹽完全依靠川滇兩省供給，而遵義這里是川鹽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這里開辦“恒升永”商號，兼營鹽業(yè)、布匹和雜貨，很快發(fā)了大財。但正所謂“富不過三代”，到了蔡智誠的父親蔡式超這一輩，蔡家的家道就漸漸衰落了。

蔡式超是廈門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在華僑創(chuàng)辦的大學里受過幾年的“商學”教育，雖然沒學到多少經(jīng)商的本事，卻樹立了“實業(yè)救國”的思想?；氐郊亦l(xiāng)就下定決心當農(nóng)場主，向陳嘉庚學習。剛開始，他和廈大同學何輯五[2]一起改良茶種，開辦了一個很大的茶場。在當時，貴州種植茶葉的人很少，蔡同學與何同學希望用茶葉這種“新型經(jīng)濟作物”替代盛行于貴州的鴉片，覺得這既能挽救家鄉(xiāng)風氣，又能振興地方經(jīng)濟，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雙豐收。

從理論而言，兩位大學生的思路是可取的，但從實際上卻根本辦不到——興辦農(nóng)業(yè)需要長期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可貴州一帶卻戰(zhàn)事頻繁。黔軍、滇軍、川軍、中央軍，民團、土匪、青幫和洪幫來來去去，今天這個拔苗，明天那個刨坑，試驗農(nóng)場的苗圃里好不容易長出了幾片茶葉，還沒等收獲就被別人搶跑了。折騰了幾年，不僅茶園毫無收獲，就連何輯五也在軍閥混戰(zhàn)中被趕出了貴州，原本雄心勃勃的農(nóng)業(yè)改革試驗于是就此收場。

做不成農(nóng)場主，只好改當企業(yè)家。蔡式超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xiāng)親們養(yǎng)成講衛(wèi)生的好習慣，結(jié)果造出來的“衛(wèi)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只得關張。接著他又開設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yè)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么也超不過94度，只能當醫(y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著，抗戰(zhàn)爆發(fā)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yī)用酒精，蔡老板于是不計成本地把一批批的產(chǎn)品送往前線。沒過幾年，家業(yè)就被他折騰得差不多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zhàn)之初的情形并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國民黨軍隊雖然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xiàn)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盡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jié)，人民積極支前，踴躍參戰(zhàn)，處處呈現(xiàn)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后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zhàn)以后，國民政府就像是松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jié)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行徑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里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么的，好像打日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辟第二戰(zhàn)場一樣。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志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云南和四川都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游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墒牵憬髮W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游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

抗戰(zhàn)時期，貴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學也是“模范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鉆研業(yè)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nèi)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19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fā)生流血沖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jié)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沖出去了。于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贊成學生的行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游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從這以后，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愿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zhàn)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nèi)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都完好地轉(zhuǎn)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面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nèi)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yōu)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jīng)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項目，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zhì)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guī)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胡剛復、工學院長李熙謀、農(nóng)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松、王葆仁、李壽恒、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楨、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zhàn)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像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地在教室里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于是后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為了中科院的院士——這其中當然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為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誠正跟著俞國順副教授建造“發(fā)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只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電機系實驗室的俞主任于是就決定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shù)氐拿禾抠Y源發(fā)電照明。

發(fā)電房的“核心設備”是一臺15千伏安的交流發(fā)電機和一臺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云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咣咣”地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

試運行的頭幾天，廠房里來了一個中央軍校（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的陸軍中央軍校設在遵義）的教官，他說自己要結(jié)婚了，讓發(fā)電廠給他的新房裝兩盞電燈。可是，這位軍官的住宅與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給他裝電燈非得專門拉一條回路不可，于是俞國順就沒有同意。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軍棍“乓乓”幾下，把俞教授的腦袋敲了個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只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床上長吁短嘆，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lián)大的歷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qū)Ρ种虏涣私?、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zhì)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為，“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為“文武兼?zhèn)涞娜擞斜容^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贊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3]拿著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jīng)國也到學校來作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青年學子們?nèi)ギ敱?/p>

可是，在浙江大學鼓動了半天，卻沒有人報名參軍——這一方面是因為國民政府《兵役法》規(guī)定，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長和老師也反對學生從軍。

浙大的教授們覺得，雷海宗的理論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軍國主義對抗軍國主義”，不會有什么好結(jié)果。他們主張青年學生應該好好讀書，認為只有掌握先進的科學知識才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振興的最佳途徑……

蔡智誠原本也是準備聽從老師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可是，軍校教官的幾棍子，不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腦袋，也把蔡智誠打糊涂了。他想，軍隊教官的素質(zhì)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蠻又該到了何等地步，讓這些流氓一樣的軍人保護國家，社會的文明還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學生帶著這個困惑回到家里，沒想到卻又遇到另一件煩心事——姐姐被亂兵打傷了。

1944年夏天，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zhàn)役中一敗涂地，大潰退引發(fā)了難民潮。當時，在四川避難的人們聽說湖南湖北敗了，認為重慶很危險，就想往貴州和云南跑；在貴州避難的看見日軍進了廣西，恐怕中國軍隊抵擋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邊境也在打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了，昆明的人也覺得危險，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貴川三省要道的遵義縣就成了難民聚集的中心。

遵義設置了許多“難民救濟站”，五花八門。

一類是政府的民政機構，他們在衙門里辦公，有賑災款，可以征用民房，還能調(diào)動警察維持秩序。但他們要檢查求助者的身份證、難民證和疏散證，對證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難的民眾大多沒有攜帶證明文件，因此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夠從政府那里得到幫助。另一類救濟場所是各省的“同鄉(xiāng)會”。他們在廟宇祠堂里實施救濟，不查證件，卻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鄉(xiāng)才能有飯吃、有地方住。

“美國援華協(xié)會”也在路邊搭建了“救濟棚”，設有治療室、廚房、浴室和廁所。他們不查證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兩頓飯，但只接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對青年男子概不歡迎。

蔡智誠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濟棚”里當醫(yī)生，負責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區(qū)域是不許男人進入的?？删驮谀翘焐衔?，棚子里突然闖進來幾個士兵，翻箱倒柜，吵著要什么“盤尼西林”。蔡智慧一邊趕他們出去，一邊解釋說這里只是個救濟站，沒有那么貴重的藥品。當兵的火了：“美國人的地方，怎么會沒有西藥？”還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把貴重東西都偷去賣了！”罵了許多難聽的話，還把蔡醫(yī)師給打傷了。

蔡智誠趕到醫(yī)院的時候，看見姐姐的病床前聚著許多同事，好些人氣得直哭。“援華協(xié)會”的負責人馬力（Mariotte）先生正沖著遵義縣縣長大吼大叫：“中國的軍隊太糟糕！中國的軍人太野蠻！”那倒霉的縣長只有連連點頭，保證一定“嚴懲肇事的歹徒”。

看到這個場景，蔡智誠的心里十分難過。他覺得，馬力先生罵縣長，實際上也是罵了所有的中國人。

當天晚上，在留給父親的信中，蔡智誠這樣寫道：“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軍隊墮落到如此地步，處罰幾個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來，雷海宗先生所言極是，知識者應投身行伍，努力改造舊軍閥之流氓習氣……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軍隊，方能切實承擔保護國民之重責……”

于是，這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生拿定主意不念書了，要去“改造舊軍隊”。

第二天，他跑到教務處辦理退學手續(xù)。浙大的訓導長費鞏[4]聽說蔡智誠準備去參軍，考慮了一陣，在申請書上批示：“準予休學”——算是給他保留了學籍。

就這樣，1944年6月，浙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的蔡智誠棄筆從戎，滿懷著救國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戰(zhàn)場。

[1]  柏輝章，貴州遵義人，抗戰(zhàn)期間曾任國民黨102師師長、88軍副軍長、贛南師管區(qū)司令等職，后賦閑在家，1949年在遵義參加起義。

[2]  何輯五，貴州興義人，何應欽的四弟，曾就讀于貴州講武堂、廈門大學，歷任國民黨第一軍管理處長、中國航空公司副董事長、貴州省民政廳長、建設廳長、貴陽市長，1949年逃往臺灣。

[3]  張道藩，貴州盤縣人，當代政治家、藝術家，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海外部長，1968年病逝于臺灣。

[4]  費鞏，江蘇人，牛津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博士，抗戰(zhàn)期間擔任浙江大學訓導長，1945年被軍統(tǒng)暗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