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這個“結(jié)論”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漸恢復(fù)，我又忙起來了。多次去北京開會，卻只到過他的家兩次。頭一次他不在家，我見著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里連寫字桌也沒有，只放得下一張小茶桌，夫妻二人輪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經(jīng)搬家，可是房間還是很小，四壁圖書，兩三幀大幅近照，我們坐在當(dāng)中，兩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個晚上，可是壓在我們背上的包袱已經(jīng)給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動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們不容易交談，只好請兆和作翻譯，談了些彼此的近況。

我大約坐了不到一個小時吧，告別時我高高興興，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當(dāng)時我感到內(nèi)疚，暗暗地責(zé)備自己為什么不早來看望他。后來在上海聽說他搬了家，換了寬敞的住處，不用下樓，可以讓人攙扶著在屋子里散步，也曾替他高興一陣子。

最近因為懷念老友，想記下一點什么，找出了從文的幾封舊信，一九八○年二月信中有一段話，我一直不能忘記：“因住處只一張桌子，目前為我趕校那兩份選集，上午她三點即起床，六點出門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讓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讓她使用到下午六點，她做飯，再讓我使用書桌。這樣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這事實應(yīng)當(dāng)大書特書，讓人們知道中國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工作。盡管他說“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談起他的工作，勁頭還是很大。他是能夠支持下去的。近幾個月我常常想：這個問題要是早解決，那有多好！可惜來得太遲了。不過有人說遲來總比不來好。

那么他的訃告是不是也來遲了呢？人們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終想不明白，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tài)，記者不知道報道應(yīng)當(dāng)用什么規(guī)格？有人說：“可能是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沒有排定，找不到適當(dāng)?shù)念^銜和職稱吧。”又有人說：“現(xiàn)在需要搞活經(jīng)濟，誰關(guān)心一個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筆就能把生產(chǎn)搞上去？！”

我無法回答。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動筆更困難，思想更遲鈍，講話聲音更低，我感覺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逐漸在老死。我和老友見面的時候不遠了……

倘使真的和從文見面，我將對他講些什么呢？

我還記得兆和說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風(fēng)大浪中已盡了自己應(yīng)盡的責(zé)任，清清白白，無愧于心。”他的確是這樣。

我多么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并未盡了自己的責(zé)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那么就讓我的心長久燃燒，一直到還清我的欠債。

有什么辦法呢？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是躲避不了的。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