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就此李銳敷衍了另一則寓言，一則有關創(chuàng)作，尤其是“小說——虛構——創(chuàng)作”究竟為何物的寓言。“張馬丁們”如何在被放逐以后，堅毅百忍，持續(xù)自己的信念？或是在玉石俱焚的義和團事件以后，幸存者如張王氏要如何活下去？李銳關心的已經(jīng)不止是信仰不信仰的問題，而是幸存者面對信仰乃至生存意義喪失時，能否做出見證的問題。

這正是李銳認為小說創(chuàng)作得以介入的關鍵。他讓他的人物遭受痛苦，讓他們經(jīng)歷種種巧合，卻不施與簡單的救贖承諾，或道德教訓，或“國族寓言”。他仿佛要說當張馬丁失去與宗教權威對話的權利，或張王氏陷在歇斯底里的幻想時，他們各自體現(xiàn)了見證的吊詭：苦難未必讓他們直面真相或真理，只演繹真相和真理的難以捉摸。宗教愿景和意識形態(tài)不能企及之處，由小說補足。以所謂的現(xiàn)實主義法則來要求李銳的作品是買櫝還珠之。因為他恰恰要寫出小說以虛構方式打入生命的死角，信仰的黑洞；他凸顯種種偶然和必然的際遇，縱橫交錯，無止無盡。

再回到張馬丁的墓志銘：

“你們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內，我的世界是從第八天開始的。”當世界被安頓在主流的——神的，權威的，主義的——話語里，小說家在主流之外，以他自己的聲音喃喃自語，并且激發(fā)出不請自來的喧嘩。小說創(chuàng)造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未必比已存在的世界更好，卻指向另辟蹊徑的可能。再用魯迅的話來說，它讓我們從“無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如果《張馬丁的第八天》有寓言意向，這大約是李銳最后用心所在了。談“國族”，太沉重，李銳追求的是任何人自己成全自己的可能性。小說家就像殉道者，為（自己的）信仰鞠躬盡瘁；小說家也像造物者，無中生有，起死回生。借著《張馬丁的第八天》，李銳寫下“一個”人——也是一個“人”——的創(chuàng)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