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死海書卷一樣，像從遙遠的古人手中流傳給我們的書一樣，我的每一本書都有它幸存下來的歷史。從水火中幸存，從時光流逝中幸存，從漫不經心的讀書人以及檢查官的手中幸存，我的每一本書都逃出了厄運，對我講述它的故事。

若干年前，在柏林舊貨市場的一個攤子上，我發(fā)現了一冊硬布封面的黑色小書。書上沒有任何題字，扉頁上用花體字母印著德文書名Gebet-Ordnung fur den jugendgottesdienst in der juedisβchen Gemeinde zu Berlin(Sabbath-Nachmittag)《柏林猶太人社區(qū)青年禮拜儀式祈禱書（安息日下午用）》。書中的祈禱詞包括“為我們的國王，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以及“皇后奧古斯特—維多利亞”的禱文。此書為第八版，1908年柏林書商尤利烏斯·紀騰菲爾德（Julius Gittenfeld）印刷出版，購于新斐德利希大街69號博阿斯書店，“在克勞斯特大街路口”，如今這個路口已經不存在了。我沒找到書的主人的姓名。

這本書出版的一年前，德國拒絕了海牙和平會議向它提出的軍備限制條款。此書出版的數月后，德意志帝國首相兼普魯士王國首相馮·畢洛夫（Furst Bernhard Von Bülow）頒布土地使用法，準許德國人進一步在波蘭定居。盡管這個法律沒有用來反對波蘭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它賦予了德國人早期的土地占有權，后來到1940年6月，德國便在波蘭建立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本祈禱書原來的主人大概是在十三歲的時候買到或得到這書的，一般的猶太人都在這個年齡接受圣誡并參加猶太教的禮拜儀式。如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幸存下來，那么到1933年第三帝國建立時，他應當是三十八歲。如果他一直住在柏林，那么他一定和別的柏林猶太人一樣，被遣送到波蘭去了。也許他還來得及在遣送之前把祈禱書送給了什么人，也許他把書藏了起來，和別的藏書放到一起。

在納粹分子開始掠奪毀滅猶太圖書之后，比亞拉·波德拉斯卡（Biala Podlaska）地方的肖勒姆·阿列漢姆圖書館（Sholeim Aleichem Library）便難逃惡運。圖書館館長決定盡力挽救這些圖書，他和另一位館員每天都從館里偷偷帶走一些書，哪怕他相信不久以后“不會有任何讀者留下”也不罷休。兩星期以后這些書被移到一個秘密的閣樓里，直到第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很久，才被歷史學家波爾齊科夫斯基（Tuvia Borzykowski）發(fā)現。波爾齊科夫斯基評論這位館長的行動時寫道：他做這件事。“并未考慮到是否有誰需要這些書。”這是為了挽救記憶本身。古代的野蠻人相信，宇宙并不因為我們觀察它而存在，而是因為我們有可能觀察它而存在。

1933年5月的一個晚上，在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大街廣場上，納粹分子大張旗鼓地搞了一次燒書活動。從此以后，書籍成了他們的專門進攻的目標。希特勒上臺不到五個月，新任的宣傳部長戈倍爾博士就公開宣布：焚毀諸如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弗洛伊德，左拉，普魯斯特，紀德，海倫·凱勒，H.G.威爾斯等作家的作品，能使“德國人的靈魂重新昂揚。這樣的火焰不僅表現舊時代的結束，而且照亮了新時代的到來。”所謂新時代不但禁止書店賣書，圖書館借書，而且禁止印行新書。過去在客廳的書架上擺上一些書既闊氣又有娛樂性，現在突然變成危險的事情了。私人據有編目的藏書也被禁止，大量書籍被沒收，毀壞。歐洲成百上千的猶太圖書館被燒掉，不管是私人收藏還是公共的財富。一個納粹新聞記者興高采烈地報導了1939年著名的盧布林猶太經典圖書館被破壞的情況：

“破壞波蘭最大的猶太經典學院，我們感到特別驕傲自豪。我們把大量的圖書從大樓里搬出來，遠到市場上放火焚燒。大火延續(xù)了二十個鐘頭。盧布林的猶太人集合在周圍放聲大哭，幾乎壓倒了我們的聲音。于是我們把軍樂隊叫來演奏，軍隊還大聲歡呼，淹沒了猶太人的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