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流動的心中圖書館過去與現(xiàn)在都不少見；在伊斯蘭世界它們更具有代表性。雖然《古蘭經(jīng)》很早就有文字記錄，但大多數(shù)古代阿拉伯文學是依靠學者的記憶而長期流傳的。舉例來說，偉大詩人阿布·努瓦斯（Abu Nuwas）于815年去世后，并未留下任何著作，他的全部詩篇都記在心中。為了把他的詩寫在紙上，不得不求助于聆聽過大師朗誦者的記憶。因此，記憶的準確性就受到高度重視。在整個伊斯蘭中世紀時代，人們認為通過聆聽朗誦來學習比個人閱讀學習更有價值，因為只有如此，文章才能通過心靈進入身體，而不是僅僅通過眼睛。作家公布自己的作品，不是將它寫下來，而是用口傳授給弟子；學生則通過聆聽來學習。由于伊斯蘭學者相信只有口頭傳授才是正規(guī)，記憶便成為偉大的圖書寶庫。具體的書本和手稿反而不如記憶重要，雖然在學校和清真寺里，這些東西也很受珍視。在一定程度上，圖書館（library）和記憶（memory）是同義詞。

然而，不論我們?nèi)绾涡⌒?，記憶中的文字總要?jīng)歷奇異的衍變，有的分散為片斷，有的萎縮，有的擴展得出乎意料。在我心中的書齋里，《暴風雨》（莎士比亞名劇，——譯者注）縮減為短短幾行不朽的詩句，而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的一個短篇小說《彼得羅·巴拉莫》則占據(jù)了我想像中的全部墨西哥風景。喬治·奧威爾在《射象》一文中的幾句話在我記憶中變成了好幾頁描寫與思考，我甚至能夠在想像中看見它們印在書頁上。一篇冗長的中世紀傳奇小說《吞下的心》，我記憶中只剩下了書名。

我的書架構成的實在書齋和我記憶中不斷變動的書齋，兩者都不能長久保持絕對權力。時間一長，這兩個書齋迷宮神奇地混合在一起了。經(jīng)常發(fā)生的情況是，通過心理學家所謂的記憶持久作用（一種精神現(xiàn)象：某種觀念在已經(jīng)證明錯誤之后仍舊被認為正確），心中的書齋對紙墨的書齋終于占了上風。

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個圖書館，其秩序模仿一種離奇的聯(lián)想，不明內(nèi)情的人看來是任意排列，而事實上遵從某種深刻的個人的邏輯？至少，我能想到一個實例。

1920年，哲學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剛剛出任漢堡新大學（New University）哲學系主任，正在寫作他開創(chuàng)性的《符號形式哲學》第一卷。有一天，他要求去訪問著名的瓦爾堡圖書館；該館建于三十年前，創(chuàng)始人為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根據(jù)瓦爾堡對宇宙的看法，哲學書放在占星術，巫術以及民俗學書籍的旁邊；藝術概要與文學及宗教書籍緊密相鄰，語言教科書與神學，詩歌，美術書籍挨在一起?？ㄎ鳡栍芍眇^長薩克斯爾（Fritz Saxl）領著穿過這個獨特的書庫，巡視結束后對主人說：“我永遠也不再來了。如果再到這個迷宮來，我肯定會找不著方向的。”

多年以后，卡西爾解釋他的困惑：“[瓦爾堡的]圖書館不單是圖書的收藏，而是問題的目錄。并不是圖書館的主題布局給了我壓倒一切的印象，而是圖書館本身的組織原則，它遠比主題的延伸更重要。在這里，藝術史，宗教史與神話史，語言文化史不僅擺放在一起，而且互相聯(lián)系，圍繞著一個理念中心。”瓦爾堡于1929年去世后，卡西爾把圖書館閱覽室里沿橢圓形墻壁布置的書架比喻為“魔法師的一口氣” 。對卡西爾來說，按瓦爾堡的復雜思想進行安排的書，就像普洛斯貝羅（Prospero，莎士比亞《暴風雨》劇中的魔法師。——譯者注）的書一樣，是他生命力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