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愿了，您呢？作為韓國公子，您對祖國的態(tài)度與那些奉行“良禽擇木而棲”的縱橫家大有不同，與楚國先賢屈原倒有幾分相似。但是，韓國最為積弱的國力與韓王相對昏聵的能力，無助于您施展曠古絕今的抱負，則是必然的。韓國與強秦地理位置最近這個事實，意味著它最可能首當其沖地遭到鯨吞。您命定的糾結在于，您的思想只有依賴那個特定的人主，才有望橫絕四海，而那位人主——秦王嬴政，恰恰最可能給貴國帶來滅頂之災。您的人生抱負與情感歸宿，宿命地指向相反。秦王一統(tǒng)天下的偉略，只有先把貴國的城樓踩在腳下，才有望繼續(xù)下一步，而您見到秦王后的第一道奏議，竟然要求他“存韓”?？梢韵胍?，即使您因為口吃而大打折扣的談吐言動沒有令秦王失望，您這道奏議，也夠讓他掃興了。于是，恰在您有望大展宏圖的那一刻，您為自己埋下了悲劇種子。

現(xiàn)在繼續(xù)向您匯報司馬遷的寫法。他為您寫的傳記，總共不過1600來字，其中逾五分之四的篇幅，在全文抄錄您的名作《說難》。這當然不是史傳的規(guī)范寫法，與司馬遷在他處的寫法也不相合。何以故？無他，司馬遷以其天賦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您最大的悲劇點，并重點加以渲染。您的人生使命和精神抱負，專在向君主陳計獻策，您又深知言說的種種利害奧妙，最終，您仍因自己的不當言說而遽赴黃泉。惜墨如金的司馬遷，遂不避重復，兩次感嘆道：“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我們知道，在如何善待各類人才方面，您的生死冤家李斯，曾借助一篇理實氣暢的名文《諫逐客書》，幫助秦王刷新了認識。根據(jù)這份認識，結合秦王對您文字曾有的好感，尤其結合韓國與秦國懸殊的國力對比，要說秦王非要置您于死地，恐不無勉強。當然，即使從您的眼光看，所謂君主，也就是有權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有權三心二意、隨心所欲、反復無常的人，用尋常的處事邏輯來考察普通人或許有用，施諸“威加海內(nèi)”的君王，則過于天真。為此，我必須為秦王做出任何怪誕舉動的可能性，留足余地。另外，李斯與您的關系，是否真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已有資料亦不足信。司馬遷還提及了另一個人：姚賈。您的事，他似乎難脫干系，但罅隙究竟因何而起，資料仍付闕如。大略而言，姚賈的縱橫家特色，在您著名的“五蠹”分類里，倒是屬于必除之人。退一步說，即使姚賈僅僅從大作里感受到了水火不容的敵意，并決定先下手為強，邏輯上也說得通。他當然可以推測，一旦秦王對您言聽計從，留給他的人生選項，就只有在肢解、車裂或腰斬里任選其一了，連“毒藥”的待遇都未必輪得上。人命關天，死生為大，他為此做出任何對您不利的事，都不足為怪。另外，留意您觀點的讀者也會發(fā)現(xiàn)，對您的不幸橫死最有預見、最不會驚訝的，正是閣下本人。

如此，就得面對您的奇異學說了。韓非先生，您的學說并不復雜。在大作中，您曾兩次提及《詩》里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依我愚見，您的態(tài)度是更進一層，主張一種“悠悠萬姓，莫非王資”的帝王學?！巴踬Y”一詞是您發(fā)明的吧？在《五蠹》中，您如此描述心目中的理想國：“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nèi)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痹俳Y合您創(chuàng)造的“五蠹”“八奸”論，您的觀點實際上異常簡單，就像后人曾毫不猶豫地假定“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那樣，您也毫不含糊地假定：世界因為“人主”而存在，人主的統(tǒng)治欲望，既是世界的存在依據(jù)，也是人間的秩序法則。圍繞這個前提，您把一切不利于人主統(tǒng)治的因素，無論知識層面的思想學術，還是道德層面的忠貞廉恥，都視為多余。在您“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的論述中，您極為麻利地把庶民百姓都視為帝王的私家資產(chǎn)和私人工具了。所謂“俱盡其力”，改成“俱盡其畜力”，無疑更貼合您的定位。除了讓他們像騾子般為“人主”盡力外，您不認為這些“細民”還有任何屬于個體的存在價值及人生意義。為了完成這個學說，最終您不得不把除人主之外的所有人（即“賢不肖”），貶低并得罪個精光。首當其沖的是被您界定為“以文犯法”的儒生及“談言者”縱橫家，以下依次是“以武犯禁”的俠客、借依附貴族來逃避兵役的“患御者”及大量工商之民。在您視民眾為“耕戰(zhàn)”工具的既定認識里，這些人僅僅因為不能直接效命于“耕戰(zhàn)”而被您定性為“邦之蠹”。您對人主的號召是：把他們都干掉吧。還包括“八奸”，“八奸”是您對“五蠹”的擴大化認識。伴隨著這聲號召，您也對仁義、智慧、貞信諸價值觀下了驅(qū)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