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關于柳永，自來多有關注的便是《雨霖鈴》（寒蟬凄切）、《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類的作品，這些作品也確實如蘇軾所說，堪稱“不減唐人高處”。但這是由選家的立場來決定的，大體代表了一種士大夫的審美眼光。然而，這種立場是否能契合柳永本人的立場，是否對柳永具有“同情之了解”呢？這就很可能是個問題了。楊雨教授選擇柳永的《定風波》（自春來）作為解說的對象，細致演繹柳永詞“骫骳從俗”的特點，我覺得無論是就柳永當年的性情而言、境遇而言、審美而言，都是最契合柳永本來面目的，也是柳永詞最為本色的地方。作為“經典”的柳永，也只有在這樣的作品中，才能得到更本真的認知。

蘇軾的情況也與此類似。蘇軾詞被關注的焦點往往是他那些帶著飛揚意趣和曠達情懷的詞，這些詞因為突破了傳統(tǒng)婉約詞的風格藩籬，帶著“異端”的色彩，不僅在蘇軾當世成為熱點話題，而且在后世也極為高頻地出現(xiàn)在各種選本之中，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蘇軾詞其它的光彩。但我一直認為，蘇軾融合儒釋道而形成的人生銳識才是其文學作品中最具魅力的，這種魅力與風格的豪放、婉約無關，也與其在文壇的領袖地位無關，而是與宋代理學的發(fā)展密切關聯(lián)。或者說，只有在理趣的視野中來考量蘇軾的詞，才能將最本色的蘇軾呈現(xiàn)出來。如此，我對作者別具眼光選擇蘇軾的《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不能不表示敬佩。這首詞帶著傳統(tǒng)小詞“玉郎”、“酥娘”的清艷，也帶著蘇軾“萬里歸來”的滄桑，更帶著“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的人生觀，洋溢著蘇軾隨緣自適的性格光輝，積淀著深沉的人生感慨。詞學史上經常用“雅人深致”來評價蘇軾，但所謂的“雅”和“深致”確實要深入到蘇軾的本質本色層面，才能有真切的領悟。正如作者所說：“‘雅人深致’， 包含了性情的智慧曠達，語言的清麗文雅以及蘊意的含蓄深刻。性情與理趣的交融，應該正是這首詞的魅力所在。”我完全同意這樣帶著銳識和膽魄的學術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