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德的作品猶如一張網(wǎng)，一個網(wǎng)眼都不可遺漏。我認為，把它切割成時間的或者方法論的碎片純屬徒勞無益。” 這個看法同樣適用于巴爾特自己的作品，而且能夠概括本書所采取的立場之一。這是一種正確的重返，因為這是寫作方式尚未成熟的青年巴爾特在1942年的看法，他是在一篇投給療養(yǎng)院的刊物《大學生》的有關(guān)《紀德日記》的文章里這樣說的。時隔20年以后，《批評論文集》的“序言”里的一段話恰為其回聲，同時似乎披露了這個內(nèi)心的信念?，F(xiàn)抄錄如下:“因為作家的時間不是歷時的，而是史詩式的；……因此，這是一段積極寫作的時間，它的推進跟我們通常所說的旅程很不一樣?！?EC，11)因此，基于相同的理由，也出于對一套寫作計劃的尊重，我們將既摒棄旅程說的簡單圖景，也摒棄方法論分期的教學之便。

實際上，聲稱能夠分離出三個巴爾特顯然是不恰當?shù)?一個運用整套術(shù)語，一個從事解構(gòu)活動，一個從事現(xiàn)象學。這場巴爾特充當了同樣“沒有‘旅程’”，卻“一直在尋求同一個東西”(EC，11)的堂吉訶德式的尋覓過程，試圖從中找出所謂認識論罅隙的跡象的努力也是徒勞的。而且，對于那些“對巴爾特主義深感失望”的人們，我們只能驚訝于他們奇怪的視若無睹。他們指責巴爾特自1975年起放棄了“學術(shù)”計劃，實際上，巴爾特始終不無諷刺地強調(diào)，語言既可以讓我們談論這個計劃的充足性，也可以談論其不足性。他以寫作的名義所呼喚的東西，恰恰與這種傲慢態(tài)度截然對立。寫作是獲得另一種知識的途徑，既是完全謙卑的，又謙卑地兼容并蓄。在《時代雜志·文學副刊》上，巴爾特寫道:“唯有寫作能夠與學問家的自信——只要他是在‘表達’他的科學——對峙，這就是婁特雷阿蒙 婁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本名Isidore Lucien Ducasse,1846—1870)，詩人，作品數(shù)量不多卻復雜，對后世超現(xiàn)實主義作家影響很大。——譯者注所說的作家的‘謙謙之風’?！?BL，19)

巴爾特的全部作品是一封有關(guān)盲人的信，專門針對閉目塞聽、不打算正視文學的人。關(guān)于造成這種盲目性的原因，他從1967年起提出了幾個。他的解釋很獨特，不是在原則方面(他解釋說，摘掉護眼罩對科學毫無益處)，而是在提法上，人們可以從一種固執(zhí)的社會學至上論里隱約看到，在他的寫作的想象域里，尚有另外一層未曾被發(fā)掘的底蘊。他談到“學術(shù)話語”如何無力“評價”——尼采的影子已經(jīng)可見——“言語行為的快樂”，還說：“因為，如果它接受這個理念，就必須放棄社會建制使它安享的一切特權(quán)，愿意重返波德萊爾所說的‘社會生活’，即波德萊爾在談起愛倫·坡時所說的‘被貶黜者得以呼吸的唯一元素’?！?BL，19)

在不斷“遷移”和“偏轉(zhuǎn)”的當初，巴爾特是否缺少一套研究的策略(被故意夸大為研究活動的末世論)，而只是一個勁兒地尋覓(且不深究這個概念的神話特點或其神秘的方面)而已？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首先描述的正是這種沿著自己的道路從事的尋覓活動，然后再對目標進行評價。因為，按照巴爾特本人的說法，這個目標很像一個為他提供了最中意的寓意的演員:邊走邊手指自己的面具。18在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巴爾特的寫作正是這樣一邊前行一邊巧妙地標示與他的方法有關(guān)的專門知識。作家巴爾特就是這樣一步步向我們走來的：他時而祭出紀德這個法寶，時而亮出普魯斯特這張王牌。可是，他也引述波德萊爾，省思“大都市” 詩人的孤獨和遭受排斥，他一直在拔高這種深刻的失落感，把它小說化，他一直在想象一位“新魯濱孫”，孤島便是“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城市，他既聽不懂人家說的話，也不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