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肖仁福在作品中又極少做道德評判，他對人性有著特別的寬容。他總結自己官場小說中人們對位置的追逐時，表露出一種對人性的悲憫與同情——“位置就是權力，人在機關或說官場，不追求位置又追求什么呢？官場中人追求位置沒有罪過，天經(jīng)地義，無可厚非。事實也只有到了一定位置上，你的官場人生才可能實現(xiàn)最大化，伴隨位置的上升所帶來的種種精神和物質(zhì)的滿足，倒是另外一碼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常情常理常態(tài)，更是常識。也就是說人進了官場，不謀求位置，不是腦袋進了水，也是先天弱智。位置有大有小，有好有差，做上科長，肯定會盯住處長的位置，做到處長，自然要盯住局長的位置。哪怕是個打水掃地的工人，也想著早日轉(zhuǎn)干，做上體面的科員，沒誰甘心一輩子做工人，盡管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有句話說，領導也是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什么社會關系就會成就什么人格。官場人格就是力爭上游，找個理想的好位置，位置太低太差，到了位置比你高的人面前，你的人格都會打折?！雹龠@里我們看不到道德的說教，而是設身處地地將自己置換于被審判的位置，由此更體味出作家不忍批判背后的心情。習慣了依據(jù)道德標準來評判作家作品的讀者，有時不免在閱讀肖仁福的小說時流露出迷惘的神色，會頓覺內(nèi)心深處的某種判斷準則失效了，因而感到心理不適，產(chǎn)生情感的、道德的、審美的、思想的沖突。他們發(fā)現(xiàn)肖仁福的作品有時語言雍容典雅，有時卻又非常新奇現(xiàn)代；有時興奮于感官的酣暢，有時又迷惑于人物形象心靈的不規(guī)則；等等。肖仁福在1990年之后雖然依然保持著對鄉(xiāng)土氛圍和浪漫色調(diào)的刻畫，但是后期官場小說的寫實比重明顯增加，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溫潤柔曼的筆墨，而在白描式的刻畫中捕捉人物的內(nèi)心顫動。在《心腹》中，人們已經(jīng)不能簡單地用好壞標準來解讀肖仁福的小說了。他將卡夫卡式的荒誕怪異的手法運用到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中，將真實的生活和人性的詭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小說中的夸張、荒誕意味，其實是一種既立足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真實，是一種以怪誕形式回歸現(xiàn)實的真實。正是因為不拘泥于簡單的評判，肖仁福才將機關小人物的卑微心態(tài)描摹得極為鮮明、生動，從而在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屬于楊登科的位置。

肖仁福作品中這種撕裂靈魂的動魄驚心，實際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一種隱喻。他在對生活于自己同一時代的人們的經(jīng)歷與心態(tài)的勾勒中，捕捉到了平淡中的悲劇意味。因這悲劇的習焉不察，作家才更震驚于我們文化靈魂的血腥，才更愿意將撕裂痛處的碎片讓我們慢慢品味。他在底層的苦難和官場的奢靡中，似乎看到了一個民族歷史輪回的宿命。無論是在臨紫市還是在貴都市抑或維都市，人們尤其是官場中人的價值觀念和是非標準已經(jīng)被嚴重地扭曲。在描寫這些司空見慣的人和事物的時候，肖仁福滿心傷痕，感同身受著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悲戚，體味著每一個卑微生命的無奈與痛楚，他想為每一個艱難的生命刻畫飛行或墜落的痕跡。肖仁福以其恣肆的才情、充沛的想象，通過對被人忽視的湘西南地域的民間與官場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繪，來進行民族靈魂的審查與自我心靈的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