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史蒂芬·平克

剛進入研究生院不久，我就開始猶豫：科研生活到底是不是我的菜？科研很適合我，這一點毫無疑問：我的困惑在于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在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上本科時，我和阿爾·布雷格曼（Al Bregman）一起做了一些關于聽覺感知的研究，他把我們的課題深化到了認知與認識論的水平。于是乎，順其自然，我選擇前往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學心理物理學實驗室繼續(xù)深造。但是，當我一點一點熟悉實驗室的氛圍之后，卻感到自己對生活的渴望也在一點一點消失。被日光燈照亮的大房間里，大堆的音頻設備上積滿了灰塵，還有許多過時的迷你計算機，別人告訴我，在這些計算機上編程必須用匯編語言，因為只有菜鳥才會用現(xiàn)成的軟件包。占據(jù)實驗室的是一群穿著格子襯衫、面色蒼白的瘦子，有的已有偶爾才能相見的妻兒，但全都沒有半點幽默細胞。這群人主要的娛樂項目就是嘲笑別的心理學家缺乏數(shù)學嚴謹性，不過他們也有屬于自己的放縱一刻，那就是每周日晚圍著黑白電視機，一邊看《風流醫(yī)生俏護士》（MASH）一邊吃比薩。第一次參加實驗室組時，我見到了組織研討的教授們，他們個個嚴厲陰沉，第一印象仍舊沒讓我感受到半點振奮——其中一位教授開口就是：“讓我們來討論關于Äi/i的最新研究進展。”他暗指的是韋伯定律，一個描述刺激在感覺上的增量與其絕對強度關系的心理物理學方程——我原本以為這個問題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jīng)徹底解決了，威廉·詹姆斯還受此啟發(fā)寫下了至理名言：“心理物理學研究證明了一個觀點，那就是再無聊的東西都沒法讓德國人感到厭煩。”

幸好，我堅強地挺了下來，因為在幾年后，我重拾了對科研生活的信心。當我還是一個無名的博士后小卒時，因為一位教授身體不適，我被臨時選派前往加利福尼亞的圣巴巴拉參加一個私人舉辦的會議，并代替他成了麻省理工學院的代表，在這場會議上，心理學界的巨頭喬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邁克爾·加扎尼加宣布了一個新學科的創(chuàng)建計劃，而這個新學科被他們冠名為“認知神經(jīng)科學”。會議選址在恰如其名的埃爾恩坎托酒店，與會者身處一個芬芳的露臺，周圍是美不勝收的風景，大家一面開著會，一面品嘗著紅酒和前菜。加扎尼加的開幕演講時常被同事們的俏皮話和笑聲打斷，而用更多的俏皮話和更豪放的笑聲打斷講話的主力正是演講者本人。第二天的討論主題豐富，從加扎尼加關于裂腦人存在雙重意識的驚人發(fā)現(xiàn)，到新學科將如何闡明經(jīng)典的哲學問題。一天的會議結束后，我們來到加扎尼加親手建造的小屋休憩，那里可以遠眺太平洋，并伴隨著更加豐盛的佳肴美酒和歡笑，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的女兒還帶著杜鵑花環(huán)，和朋友們愉快地跳起了圓圈舞。在我對當天場景的回憶中，還能看到藍色知更鳥和彩虹，但我懷疑這兩個元素是被后期加入的，因為當時留下的溫暖而活潑的總體印象外加熱心的主人那天馬行空的興趣，都對我的記憶造成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