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起就明白了，這世上很多待遇，只是擺那兒給人看的。

“你好，我是哈爾濱的，我爸送我來的……”排隊報到，前面的高個兒女生猛地轉過身來打招呼。她的眼睛太大了，嚇得我打了個激靈。

一頭卷發(fā)的哈爾濱美女付嵐是我們的?；?，也是我大學四年的密友。

我和付嵐被安排到同一宿舍。很快，整棟宿舍樓就被她呼天搶地的哭聲撕裂。

因為，她美麗的卷發(fā)被剪掉了。

其實，來之前，誰都知道部隊不允許長發(fā)飄飄。但沒人想到所謂“短發(fā)”就像這里的豆腐塊被子一樣，不僅是個長寬豎直的概念，更是一個具體的標準。

只用了兩個小時，理發(fā)師完全不計個體差異地把一百多號人的頭發(fā)全部搞定。從后面看，女生像男生，男生像冬瓜——那種新鮮的、表面蒙著一層絨毛的冬瓜。此后四年里，每每從隊伍后端仰望男生們的后腦勺，我立即對那種我最熱愛的食物失去了胃口。

1995年8月，建軍節(jié)剛過，我稀里糊涂地走進一所位于中原古都洛陽的軍校，開始了大學生活。

一切都是陌生的，無法理解的。比方說，點名時不能回答“在這兒”，而是“到”；吃飯前要唱歌，不夠響亮的話還得沒完沒了地唱，直到老兵們咂吧著嘴巴走出食堂；下雨不能打傘，依舊要排隊在雨中昂首前行……

隊干部說，不要問為什么，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就在他講到這里時，一個女生舉手問，為什么不能問為什么呢？

第一頓飯，捧著大瓷碗排隊進食堂。

“坐下！不準講話！”偌大的食堂，勺子碰擊飯碗和口腔的聲音脆得滲骨。

坐在我旁邊的是來自北京的男生戴維。大多數人都吃完了，我倆還在耕耘。沒辦法，飯打多了。

戴維埋下頭，用蚊子嗡嗡聲說：“聽說不準倒飯，怎么辦？”

絕望。

等我走出食堂，根本不敢說話。一開口，散發(fā)著洋蔥味的飯菜必從喉頭噴涌而出。

那天晚上，我換上極不合身的軍裝，到走廊集合站軍姿。在我充分體會時間的相對論時，區(qū)隊長還拿著張A4紙，挨個檢查雙腿是否并攏。想著頭天還在家里吃香喝辣，悲從中來——不過，后來的日子很快讓我明白，相較于其他訓練，站軍姿完全就是大熱天里吃冰淇淋。

終于，快一個小時的時候，有人倒下了，直挺挺地朝前倒下。我沒敢探腦袋看，聽那巨大響動，應該是位大個子。

第二天，隊長狠狠地表揚了全隊的第一名傷員——磕壞了門牙的山東大漢周興。隊長特意說，周興不愧是黨員。

寧愿犧牲門牙也不打報告休息的周黨員后來成了我的副班長。從來一副不食人間煙火模樣的他，一畢業(yè)就閃電結婚生子。等到我研究生畢業(yè)時，他的兒子已經能打醬油。這是后話了。

軍訓科目繁多，但最直接的目標即“十一”全校閱兵。那時的我們，無法完全理解閱兵的重要性，倒是把人生的意義歸結為兩點：吃飯和睡覺。

從早上起床在夢游狀態(tài)下出操起，就盼著吃飯。那些日子極易餓，對食物充滿不顧一切的原始向往。吃零食是禁止的，曾有膽大女生趁著打開水的機會，裝了滿滿一水壺巧克力回來。我有幸在廁所里分到一塊后感慨，此物只應天上有啊。最美味的還有食堂的包子——不是上海人做的小籠包，是北方的那種結結實實的大包子，我一頓能在米飯之外吃4個包子，而另一個身板薄得好似一陣風能吹倒的女生吃了13個，創(chuàng)了女生里的最高紀錄。

軍訓結束后，我和付嵐買了一只燒雞、一只烤鴨、一斤鹵牛肉、一個大西瓜帶至小食店讓老板給切了，又點了兩個菜，統(tǒng)統(tǒng)吃光。嵐興高采烈地匯報我們的戰(zhàn)果，她老媽在電話那頭“哇”地哭了。

如此這般不計后果地吃，等到春節(jié)放假，我從一個體重只有80多斤、軍檢時猛喝幾瓶礦泉水才過體重關的瘦子變成了110多斤的胖墩。據我媽回憶，她來接我時，只見一枚綠球滴溜溜從車廂滾下站臺。那個春節(jié)，老人家領著我走親訪友逢人就說，你們看，部隊的伙食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