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回憶，這位年紀輕輕的先生講課，會身著筆挺西服，打領帶，操一口流利英語。他沒有講義，少有板書，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講到哪里”，好比講邊際效益時，便會用“三個燒餅最解飽”作比喻，講到一半后，連走廊里都擠滿了人。

與張先生授課有關的故事，即使在30余年后也仍為學生所稱道。一個1977級的華中科技大學校友記得，張老講課時需要拄著拐杖，卻無論如何不肯坐下。另一個1981級的華中科技大學校友則想起，張培剛請國際上知名學者來校講學。為了讓經歷過“文革”英文底子并不好的學生們都能聽懂，他懇請外國學者慢點講課，或嘗試摻雜一些漢語來講。

然而，張培剛本人也逃不過那一場又一場的“運動”，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學成歸來的張培剛注定會變成一個徹底被湮沒的名字。而他的人生，也從此轉了彎。

1951年,“喝洋墨水”的他被調到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在1957年又被下放到湖北省紅安縣勞動。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記得，這位戴著眼鏡有點知識的農民白天推著四百斤左右的糞車，晚上則在水塘邊的大楓樹下教農民識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Pei kang Chang”被視為特務暗號，他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因博士論文中曾提及“戰(zhàn)爭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他又被冠以戰(zhàn)爭販子等罪名，而當年在美國當排字工人攢錢買回的大量外文文獻被成箱搗毀。

他的夫人譚慧記得，“文革”時，張培剛白天要拿榔頭修馬路，到家后往往還坐不了多久，門便被敲開，“張培剛！出來去勞動！”

但談起那段時光，張培剛自己卻釋然得多，他在講座上曾笑稱那是在“修理地球”，還對學生們說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別人好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