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玉齡，如果不是早年猝死，也許會相伴溥儀后半生。溥儀在很多年后依然珍藏著她的骨灰，便是個極好的佐證。如果說人生如戲，那么她的角色有點類似當年光緒身邊的珍妃——受寵遭忌。命運的考題似乎永遠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的生命旅程永遠都在選擇和放棄的重復中依次走過。珍妃得罪的是太后和皇后，譚玉齡得罪的是日本人。身為妻子，支持丈夫天經地義，只是她們的“支持”太過簡單，欠缺智慧含量，既沒有孝莊皇太后的睿智與果敢，也缺乏慈禧的“準”和“狠”。結果只能是無法保全丈夫更不足以自保，出人意料地香消玉殞也就不足為奇了。

李玉琴，幾乎沒享過什么福的“福貴人”。她的遭際介于“新舊溥儀”之間。對這個命運強加給自己的丈夫，李玉琴可以說未受其利，反受其害。先是花季少女的自由與活潑被無情剝奪，然后是流離輾轉。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離婚，“文革”照樣沒放過她。娘家人的埋怨，自身的飄零與孤苦……人生，好像一場永遠無法“買單”、卻又難以下咽的“憶苦飯”——吃過一餐終生難忘。情感上李玉琴也趕在了溥儀觀念上的過渡期，一次“皇上”竟含淚說出，“玉琴啊，如果你要死了，我再也不結婚了。生則同衾，死則同穴……”有感而發(fā)的一席話，

雖讓聽者感動莫名，卻依然無法消除生活的苦悶和乏味。但畢竟，這是溥儀在情感方面初次所表現出的“平民化”一面。倒退十幾年，“遜帝”也是帝，怎么可能和一個貴人生死相依？

和前三位比起來，李玉琴算是稍稍幸運，充當貴人雖身不由己，然而后來到底也有了自由選擇的機會。解放后與溥儀的離異沒有大動干戈，較之文繡，各項成本終究小了很多。說到底，

既沒政治野心更缺乏浪漫情懷的福貴人，其實更適合做個普通百姓。嫁給溥儀，純屬命運“巨手”的捉弄。

李淑賢，比起前面四位的二死二離，算是最幸運的一位了。本該放在溥儀的新生篇去說，但既然說起溥儀生命中的全部佳麗，也就順便放這兒了。李淑賢這個人吧，不管優(yōu)點缺點，總的來說應該是個“真實”的人。嫁給溥儀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認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奔了“想當然”的物質基礎。當然，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應該也并未辱沒了她。至于兩人的感情和幸福指數，自然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里多說無益。而站在一個公正的角度，她對歷史的最大貢獻就是保存了溥儀日記，并和后人一道，進行收集和整理，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話說到這兒，似乎可以開始溥儀下半生的文字之旅了。正是有了她有意無意的保存，才讓當年胡同里那個十幾歲的男孩子，一夜之間通讀《我的前半生》，并在若干年后輾轉采訪數百人，歷時十余年，《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鄭重問世！更因此擁有了一種“末代”創(chuàng)作情結，大量關于末代皇族的文史作品，先后出現在海內外讀者視野中，多國語言譯本也如雨后春筍，在悠遠的歷史長廊中開啟了一扇“末代之窗”……

前面提到的那個“孩子”，就是后來的一代文史大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傳記學會副會長、晚清史研究學者賈英華。

翻開賈英華“十年磨一劍”所著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個個生動翔實的細節(jié)穿越時空，悉數呈現在了讀者面前。一個人的后半生同樣會發(fā)生數不清的故事，在這里，讓我們再次挑選幾個情節(jié)來“述說”主人公后半生的“真實”吧。

情節(jié)一：“我看到溥儀面帶笑容，和我穿的差不多……是藍色的普通制服，與常人沒什么區(qū)別噢。”一代戲曲大師梅蘭芳先生這樣描述著自己與末代皇帝的“最新”會面。遙想民國初年，溥儀“大婚”。三天的堂會，梅蘭芳、王瑤卿、楊小樓、余叔巖等名角兒先后登臺，盛況空前。而溥儀親點的梅蘭芳那出《霸王別姬》更是讓群臣視為不祥之兆。在當時的遜帝眼中，再頂級的藝術家也脫不開“戲子”身份，更因為瑞典王子與梅蘭芳合影，而認定其與戲子為伍，竟至拒絕會面。斗轉星移，再次的相見，取傲慢與鄙視而代之的是兩位全國政協委員——昔日“遜帝”與“戲子”的平等、友好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