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開庭后，又接連開了幾次庭，重慶的受害者分批前往日本上訴，對日索賠的聲勢越來越大，原告團和日本律師的合作也非常順利。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成功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讓平均年齡都達80多歲的原告團成員們興奮不已。各地的媒體紛紛報道，連北京的幾家大媒體都派記者去東京采訪，一個電視攝制組從重慶到北京再一直跟到東京。傳回來的信息讓人們相信，在日本的法庭上還是有道理可講的，受害者們多年的冤屈現在終于有地方申訴了。那些法官看上去并不是很壞，對我們陳述的受害事實還是認真聽的；即便是日本政府的代理人或者辯護律師，都還算客氣。他們理虧么，曉得自己造了孽個嘛?，F在我們的國家強大了，小日本也怕我們嘛。無論是原告團的成員還是支持這一壯舉的重慶人，都大受鼓舞。要得哦，告他龜兒子的小日本。

另一方面，原告團那些退休多年的老人們也忽然發(fā)現，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人，原來還有那么多“同病相憐”、志同道合的大轟炸受害者，個人的苦難記憶原來只是千萬條不為人矚目的小溪，現在匯集成了長江、嘉陵江，它一路向東奔去，沖向大海，沖向那個曾經犯下了戰(zhàn)爭罪行的島國，要向他們討回公道。生活原來如此精彩，一個普通老百姓原來也可以站在電視攝像機前，站在外國的法庭上，在萬眾矚目之下，代表一座城市發(fā)言。我們的上訴不管結果怎樣，至少也是用自己多年前的苦難伸張一次社會正義，讓日本社會正視自己的罪惡歷史。這個道理是趙鐵告訴大家的，他說我們狀告日本政府，不僅僅是要獲得經濟賠償，我們還要彰顯社會正義。不過，在文化素質普遍低下的原告團里，只有鄧子儒等少數幾個人能理解這個大學教授的話。許多人參加原告團第一個問題就是：

日本政府能賠我們多少？

回答是：如果勝訴，每人賠一千萬日元。

又問：一千萬日元折合多少人民幣？

答：大約六、七十萬吧。

然后心里盤算一番，日你媽喲，工作到退休還沒有拿過那么多錢呢。

志愿為大轟炸受害者服務的大學教授、中方律師趙鐵在深入接觸原告團后才發(fā)現，這個草根味十足的民間組織還真不好搞，各色人等混雜其間，錢嘉陵這樣無資歷無背景無資金、僅憑一腔熱情的人何以服眾？聯誼會里管理混亂，接受的社會捐助賬目不清，甚至還有人在里面沽名釣譽、爭權奪利。他們大多是些退休老人和社會閑散人員，哪個又肯輕易買哪個的賬呢？一些人認為錢嘉陵的資歷不足以當會長。他懂個鏟鏟哦，日本人來轟炸時，他老漢兒都還在穿叉叉褲（注：即開襠褲）。好在日本律師帶來了可以對日索賠的新思路，鄧子儒、趙鐵這樣一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加盟進來，在聯誼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民間對日索賠原告團，”錢嘉陵退到幕后，諸事由德高望重的鄧子儒和有法律專業(yè)知識的趙鐵去應對，這群大轟炸的受害者才總算有了主心骨。日本法庭規(guī)定必須要有日本律師執(zhí)照的律師才能出庭擔任辯護，因此趙鐵律師作為原告團和日本辯護律師團之間在法律方面的溝通聯絡者，幾乎每次開庭他都得來。按他的話說，我們現在去東京的次數比去北京還多。

這年秋天，齋藤博士和梅澤一郎律師又來到重慶，這次他們想考察一下重慶在抗戰(zhàn)時期的防空洞，因為它們是當年重慶抵御轟炸的最后避難所。

“金竹宮”是個巨大的地下娛樂中心，位于朝天門碼頭的上方。從入口下去約100步臺階，便是一個寬敞的大廳和眾多的岔道。它就像個迷宮一樣地令人暈眩，卡拉OK廳、迪廳、酒吧、商店、餐館、冷飲店、服裝鋪里人群熙攘，年輕人在這里盡情揮霍他們的夜生活,不到凌晨不會安靜下來。梅澤一郎律師和齋藤博士沒有想到中國人聰明地把戰(zhàn)爭的遺址改造成了歡樂休閑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