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作家的性描寫總是滲透憤怒和悲哀

《西夏旅館》的本質(zhì)是談流亡者后裔，這一群人是被遺棄的，而遺棄的過程其實是對整個20世紀(jì)的大提問。他們上輩精神性的依托被徹底抽掉了，剩下這一群被遺棄的后裔在這個封閉的環(huán)境之中。我用旅館做了一個結(jié)界，為什么在旅館中他們變成這樣一個怪物？變成濕嗒嗒、鱗片脫落的妖怪？我們要直視他們是被永遠遺棄的。這部小說里出現(xiàn)了性，大量的性，但它的性是殘缺的，不是美的，不是快樂的。我覺得性只是其中的一種運動方式，可是它核心的東西是那種異化。怎么徹底異化？那是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憤怒，或者是說不出所以然的悲哀。

其實我想將來好好寫真正的“性”這件事情。性，其實本來應(yīng)該是植物花草漫生，是名士和愛女之間夢一樣的過渡。西方有很多寫性寫得非常好的小說，可是我覺得很多中文小說的性是夢魘的性，比如馬來西亞的李永平寫的性，我寫到的某些性，臺灣有一個非常好的作者舞鶴寫的性。朱天文那樣一個大美女，像仙女一樣，在經(jīng)典之作《荒人手記》中就寫了悲傷的隱喻，她選擇的是一個荒人，永遠是一個異端，永遠被置于邊緣的。

“紅樓夢獎”就像一個童話的夢，對我非常非常重要，我很感激他們幾位當(dāng)年給我這個大名字。說句真話，如果跟我一樣是在寫小說的朋友或者同樣是創(chuàng)作者，會非常知道我講的是真心話。當(dāng)你二十多歲決定了走寫小說這條路，決定了把你的眼睛挪到地獄的那一邊去看，你的小說之途其實是在召喚你，你的眼睛會看到最恐怖的黑暗。你明白你要用所有的精力跟時間對抗，身體會摔壞，常常有寫作低潮，就像一臺車引擎壞掉、輪胎爆掉。但是這些都要修復(fù)，像一個騎士一樣一直往前走，其中走得辛苦，走得怨念，在這個過程中有你要捍衛(wèi)的價值。也許過了20年，創(chuàng)作的低潮開始出現(xiàn)，但是對我自己的內(nèi)在來說是不可能的。我昨天跟一個朋友聊到，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44歲了，也許寫到55歲就好了，如果我的身體心智狀況從三十歲算起，大概西方所謂的黃金時間就是這20年，我還剩10年可以寫。但我知道無論我怎么努力或者用功，都不可能寫出一本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有這么多偉大的小說，我怎么會想到自己會走入谷底？還是會有一個惡魔的夢，這種東西要寫到死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