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宏非

我發(fā)現(xiàn)，凡是寫一手好文章的，字里行間總是潛伏著一個假想敵，或隱或現(xiàn)的。比如，曹雪芹的敵人是男人，金庸的敵人是女人；魯迅的敵人是他人，托爾斯泰的敵人是他本人，張愛玲的敵人不分男女，只要是她的親朋好友就行——陳曉卿的敵人，不是人，是城市，人造的城市。敵意之深淺，與城市體量及其距離鄉(xiāng)村之遠近，成正比。

接下來，你會像我一樣發(fā)現(xiàn)，凡是大城市里的飲食，在他的筆下一般都顯得虛頭巴腦，感覺五脊六獸，就連標點符號，一個兩個瞅著也都沒精打采的；一旦脫離了中心城區(qū)，越往城外走，文字就越是精神，越是來勁。及至流竄到荒郊野嶺，田問地頭，胸臆便完全打開，雙目就徹底放光，好言好語一發(fā)噴薄而出，令人目不暇給。即便平日里坐困愁城，面對餐桌之上一應吃的喝的，葷的素的，一逮著機會，作者還是會有意無意地把它們偷偷往下，再往下，朝著有泥土的下方移動。你且看他，陪偶像在北京的大酒店里吃罷一頓高大上早飯，明明吃飽喝足，下了電梯來在街上，還是忍不住要拿什么“居民區(qū)尋常巷陌中”甚至“二十年前某一個清晨的淮北小城灑滿陽光的老街上”的早餐來說事，摸著肚子意淫一番，打著飽嗝吐槽一頓；你再看他，本來是歡歡喜喜過個年的大喜日子，在北京超市里見到薺菜，竟然也要不無傷感地閃回到老家黃黃綠綠的田埂。就連和自己家鄉(xiāng)八竿子打不著的館子和食物，也要轉彎抹角把人家從掌柜到廚子到服務員的老家籍貫連根刨起，大套近乎，煽動別人的鄉(xiāng)愁，然后同仇敵愾，然后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角色與對方發(fā)生并保持不正常的關系。

陳曉卿，不論他置身北京還是東京，南京還是望京，你問他美味在何方，他的手指最終總是會像扶乩般自動地指向老家的方向。正如作者自供：“就像我，一個安徽人，在北京這么大的城市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每每想到我老家淮河岸邊的菜肴，還是難免食指大動。”“(在北京)已經(jīng)居住了二十八年，但一直找不到味覺上的歸屬感。”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他該吃吃，該喝喝，貌似也沒落下哪一頓，但是，就是憑著這股子濃濃的鄉(xiāng)愁和滿滿的敵意，他總是能在北京的濃重霧霾里嗅出老家的味道，并且在這個超級迷宮里準確地找到來自老家的飯館。在城市里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在鋼筋混凝土里翻出泥土。當然，樹了敵，方能有的放矢。有的沒的，有意無意，城市這個宿敵也讓他為我們帶來了這一冊用情至深的大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