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老師的丈夫是一名軍人，她剛剛作為隨軍家屬從內蒙古調來湖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蒙古族，但她臉上的確總帶著一種蒙古族人才有的曛紅，在冬天里愛像蒙古族人那樣用頭巾把頭裹住。龍老師到我家來的那天下午，仍然像往常那樣裹著一條深綠色的方頭巾，有一撮花白頭發(fā)從頭巾的邊緣露出來。這撮頭發(fā)讓我對她游說的效果增強了信心，以為憑著老師的資格有可能將父親說服。

我把龍老師引到父親的書房，虛掩著門從門縫里偷看他們的談話，一顆心緊張得差不多要從胸腔里跳出來。我看見龍老師把綠色頭巾取下來，跟父親寒暄了幾句，不知是不是父親威嚴的相貌和表情使她不安，轉入正題的時候，她的手開始不斷地搓揉那條圍巾，半天才小聲地對父親說，現今的學校教育很糟糕，學不到多少東西，而且明擺著高中畢業(yè)后只有一個前途就是下鄉(xiāng)，能有去當演員的機會實在難得，也不應該放棄。父親想必早已明了龍老師的來意，也預備好了他的說辭在等著她，龍老師話音未落他已經沉下了臉，說，別人這樣說我還不以為怪，可是你為人師表，不想著怎么教導你的學生好好讀書，反而跑來說些這樣不合身份的話，你自己覺得對頭嗎？龍老師沒想到她會碰到這么一位直言不諱的家長，當時就紅了臉，甚至紅了眼圈，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匆忙告辭走了。我和母親追到院子里去送她，母親跟在她后邊大賠了一通不是，龍老師好像并不想再跟我們說什么，連圍巾都沒顧上圍，騎上自行車就走了。冬天的風把她的頭發(fā)吹得飄起來，看上去她的白發(fā)著實已經很不少了。

我終于在母親的支持下去了話劇團。父親說到做到，跟我斷絕了父女關系。不過所謂斷絕關系，一沒有條件登報公示，二沒有辦法在更大范圍里聲明，而且父親既沒有限制我回家，也沒有干涉我跟母親的往來，他所能做的，就是大約半年時間里，對我不理不搭。現在想想，只是一種嚇唬小孩子的伎倆。

然而在當時，父親這樣的表示，除了給我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壓力，更讓我感到無比委屈。想著“文革”正亂的時候，我的同學和鄰居家里都出過兒子女兒參加造反派組織，寫大字報聲明與父母斷絕關系，帶人來抄自己家的事。而在我們家，全家人都把父親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外邊的疾風暴雨從來不曾影響孩子們對父親的信任，反而不斷增加著我們與父母的感情。作為最小的女兒，我一直代表著遠在外地的哥哥姐姐，在父母膝下盡孝。父親關在專政班的時候，逢到探視日，我都背著衣物食品，到河西的省委黨校（那時更名為五七總校）去看他，往返要走上二三十里路，中間還要乘輪渡過湘江。換季的時候，背著沉重的背包，走去走來，繩子把肩膀上的皮都勒破了。記得父親曾經撫摸著我的肩膀，察看我的傷口，眼睛里透著一種我?guī)缀鯊膩頉]見過的溫和的目光。我有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家庭，嚴父慈母，兒女眾多，父親對于我們而言，是高高在上的，不可以隨便親近的家長。盡管被關了牛棚，掛了黑牌子，他的地位也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一個溫和的注視，已然深深激勵了我，路因此不遠，包因此不重，肩也因此不痛了?？涩F在，他說不理我就不理我，好像我進了劇團，就真的辱沒了蔣家的詩書門第。幸好這件事我沒敢在團里聲張，不然說不定又會引來革命群眾對他進一步的舊思想的大批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