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代的“原住民”

“80后”代言人郭敬明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稱為“小時代”。其實，所謂的小時代在70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在切斷或者接不上個人與歷史的關聯(lián)性方面，“80后”與“70后”有先后相續(xù)的承繼性，所不同的是“70后”追求與歷史的析離感，而“80后”卻驚訝于這種析離之后的漂泊無依，甚至要尋找重新連接的可能性?！?0后”評論家楊慶祥在一篇文章中，困惑于個人與時代關系的失聯(lián)：“無法找到歷史與個體生活之間的有效的關聯(lián)點，所以不能在個人生活中建構(gòu)起有效的歷史維度。”（《希望我們可以找到那條路》，《天涯》2013年第六期）其實，他所陳述的宏觀歷史與微觀日常生活之間邏輯鏈條的斷裂，是“70后”追求逃離歷史現(xiàn)場、奮然投入自身懷抱的結(jié)果。從大時代的一路倉皇回撤，最終使每一個人都退回到一個十分狹小的胡同里，“‘80后’退回到社會最隱蔽的角落——臥室或者是電腦的終端”（同上）。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是一個由無數(shù)破碎個人空間羅列起來的所謂小時代。小時代被理解為個人的、細致的、功利的、物欲的，是一種精致的個人主義生活樣式，或者說是一種生命消費方式。

“80后”多數(shù)是獨生子女，他們應當承擔的許多來自社會領域的壓力，大都被他們的父輩乃至祖父輩抵擋了。除家境貧困者外，傳達到他們身上的社會歷史信息相當有限。如果說“70后”成長在個體從歷史現(xiàn)場向個人生活撤退的過程之中，那么“80后”成長的年代，這種撤退已經(jīng)基本完成，接近終點。因此，“80后”被稱為小時代的“原住民”。將自己的生活與無數(shù)人的命運捆綁一起的所謂大時代，在他們這里已經(jīng)宣告終結(jié)。他們對于發(fā)生在父輩身上的、波瀾壯闊的社會進程并無記憶，而“70后”作家所沉迷的欲望消費他們也早已習以為常，不復驚怪。因此，以欲望沉迷來叛逆歷史慣性與社會入侵的那股擰勁兒，在他們這里已經(jīng)煙消云散，因為在他們的生活里似乎找不到歷史的影子，也找不到可以將生命固定起來的形上之物。他們很多人做的夢，是一種溫馨的小資乃至中產(chǎn)階級之夢，房子、車子和日進斗金，這些實在之物成為這個美夢的組成要件，也是評價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志。就像楊慶祥提到的，“我的一個朋友曾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個周末的傍晚，他開車帶著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著自己的孩子，在一頓豐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場文藝電影”（同上）。這種夢“看起來不過是基本的人性的訴求，但是，在中國90年代以來的語境中，它代表了一種終極的烏托邦式的存在”（同上）。這種烏托邦正是“50后”“60后”曾經(jīng)極度蔑視的，是與“50后”“60后”年輕時向往的烏托邦完全相反的，是另一種版本的烏托邦。有人把“80后”這種烏托邦理解為“青春犬儒主義”，它的宗旨是做一條舒服的狗，它與古典犬儒主義的區(qū)別是，“它不再是憤世嫉俗，而是玩世不恭”（邵燕君《中國當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義》，《天涯》2014年第一期）?！?0后”喜歡以一種嘲諷、戲謔的方式談論事物，他們心中幾乎沒有什么神圣、莊嚴、沉甸甸的東西?；蛘哒f，在他們的生活中，所有神圣莊嚴之物都被貨幣的支付能力所解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