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陶淵明何以“貧富常交戰(zhàn)”了。“貧與富”的交戰(zhàn)其實是兩種人生態(tài)度、兩種存在方式的交鋒。詩人自身本來就存在著矛盾的因素：既淡然恬退又積極進取。在仕途時深覺心為形役，不禁生出“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的羞愧，“終返班生廬”以后又有一種“有志不獲騁”的失落，還得面對“三旬九過飲”、“被服常不完”的生存困難。仕途的窮達與生活的貧富息息相關，入仕還是歸田決定了致富還是受窮，這種人生抉擇從事態(tài)上看以棄彭澤縣令告一終結，但心理上對這種抉擇的自我評價一直持續(xù)到很晚。因為對富貴的欲望有點像打足了氣的皮球，手一按就沉入水中，手一松馬上又浮到了水面，所以要終生能安于貧賤他就得有不斷地提撕惕厲自己的憂勤之心，他反復寫那么多嘆貧詩和《詠貧士》，其用心無非是“端居自勵，亦深以懷疑改轍為警”。警告自己“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正表明他的內(nèi)心還有些動蕩猶疑（《飲酒二十首》之十二），表明貧與富還在激烈地“交戰(zhàn)”，他在不斷地提撕自己要“量力守故轍”（《詠貧士七首》之一）。

他內(nèi)心“貧富常交戰(zhàn)”的另一原因，是歷史為他這種社會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某種可上可下的選擇余地，他可以棄官守拙而貧，也可以出仕茍得而富，直到義熙末他已五十多歲時朝廷還征他為著作郎。正是由于有這種可富可貧的選擇主動性，才造成了他精神上是富還是貧的動蕩沖突。一個真正的“隴畝民”不大可能“貧富常交戰(zhàn)”，當時的社會注定他只有受貧，他也只好為貧而犯愁而嘆息而掙扎，但陶淵明的窮與貧不是窮途末路而是自作自受。他不斷地重復“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不賴固窮節(jié)，百世當誰傳”（《飲酒二十首》之二）和“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jié)”一類話（《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為的是說服自己歸田的選擇是正確的，自己“竟抱固窮節(jié)，饑寒飽所更”的代價是值得的（《飲酒二十首》之十六）。他歌詠那么多古代的貧士，其用心也不外乎是借古人以明自己的心曲，并從先賢那兒尋求精神上的知己和慰藉，使自己獲得一種內(nèi)在的堅定性，正如《詠貧士七首》之七所說：“誰謂固窮難，邈哉此前修?！?/p>

如果不能超脫世俗的富貴名利，心靈長期處于“貧富常交戰(zhàn)”的分裂狀態(tài)，他的精神如何能灑落？胸次何以得悠然？幸而“貧富常交戰(zhàn)”的結果是“道勝無戚顏”，而使他戰(zhàn)勝榮華富貴欲望的精神支柱便是儒家的道德節(jié)操——“君子固窮”。詩人在《有會而作》中說：“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斯濫”二句語出《論語·衛(wèi)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彼钦f君子身困而道亨，小人處窮則無所不為。所謂“固窮節(jié)”是指在貧賤困頓之中不移其志，不墜其節(jié)，不動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在心理上不為貧窮所困擾，在精神上保持一種怡然和樂的狀態(tài)，消除凄涼的處境在內(nèi)心造成的緊張，因而它對于陶淵明來說是一種道德范疇又是一種存在境界，它將外部的環(huán)境摒棄于自己的心境之外，使個體精神的怡樂不依賴于外在的貧富枯榮：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愿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擬古九首》之五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詠貧士七首》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