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儒家主張通過現(xiàn)世功德來確立自身生命價值的思想，使陶淵明長期擔心自己“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賦》），待到真的“白首無成”時他便寢不安席：“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瓪庾兾驎r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余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保ā峨s詩十二首》之二）白日西沉和素月東出引起了“日月擲人去”的痛苦，“往燕無遺影，來雁有余聲”的節(jié)候變易，使他深感“空視時運傾”的恐惶（《九日閑居》），“棲遲固多娛”抵消不了“有志不獲騁”的失落，急切希望成就功名偏偏又功名難就使他焦灼得“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之五表現(xiàn)了同樣的心境：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zhuǎn)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這首詩也是悲嘆早年的“猛志”成空。以“無樂自欣豫”的少年情懷反襯“值歡無復娛”的老來心境，以“騫翮思遠翥”的少年意氣反襯“氣力漸衰損”的老來衰頹，陶淵明完全被人生的失敗感所糾纏，因而精神上“每每多憂慮”。王瑤先生將此詩系于晉義熙十年（公元414年），其時陶淵明年屆五十，人生已到了秋天的收獲季節(jié)卻一無所獲，所以他有“前途當幾許”的惶惑，有“未知止泊處”的茫然。想起前人輕尺璧而重寸陰的古訓，他不禁生出此生虛度的恐懼。這里可看到陶侃對他的影響，《晉陽秋》載陶侃告誡下屬的話說：“大禹圣人，猶惜寸陰，至于凡俗，當惜分陰，豈可游逸，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薄肮湃讼Т珀?，念此使人懼”之所“懼”者不就是他曾祖陶侃所說的“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的“自棄”嗎？

為了使自己生有益于時，死有聞于后，陶淵明多次“宛轡”出仕，從29歲釋褐“起為州祭酒”開始一直到41歲辭去彭澤縣令，其間時仕時隱共拖了13年時間。史家和詩人自己總是把出仕的原因歸結(jié)為“家貧”，顏延之在《陶征士誄序》中稱他出仕是由于“母老子幼，就養(yǎng)勤匱”，沈約也說是由于“親老家貧”，陶淵明自己更是反復聲明早年“投耒去學仕”是為“長饑”所迫，“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生活處境把他逼上了仕途（參見《飲酒二十首》之十九、《歸去來兮辭》）。我們并不懷疑詩人早年生活的貧苦，但這并不是他出仕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辭去彭澤令以后生活同樣常常陷入困境，有時還窮到“行行至斯里”去沿街討乞的程度，可他并沒有因為“長饑”而去“學仕”，義熙末反而不就朝廷“著作郎”之征。就其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來看，他青年時期“慷慨綢繆”的志向是他幾次出仕的直接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