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沒有屈原的宏偉悲壯，又沒有李白的豪放飄逸，也沒有杜甫的闊大沉雄，陶淵明以他百來篇詩文竟然贏得了與這三位詩國巨人比肩的崇高地位。蘇軾甚至還認為他在詩史上的地位“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王國維也說，“屈子之后，文學上之雄者，淵明其尤也”，一直到現(xiàn)代朱光潛仍然認為：“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在這三位大作家或大學者眼中，杜甫也許勉強可以和他并駕齊驅，李白似乎還沒有資格與他平起平坐。

美國著名詩人龐德曾慨嘆“成為一個大詩人”之不易，否則，“許多人早就成為大詩人了”。是哪些因素使陶淵明成為一個大詩人的呢？或者說，是什么奠定了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呢？有人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解說。由于孔子要求通過詩歌對個體心靈的陶冶塑造，以達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社會目的，忠孝后來就成了封建社會評價詩人最重要的價值尺度，“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也就成了判定一個詩人崇高與卑劣的首要標準。因而，前人對陶淵明的贊美也多集中于所謂“恥事二姓之驗”、“眷眷王室之心”上。史家說他“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一直是后世詩論家的美談；他辭官彭澤躬耕南山，也被說成是“不食周粟”之義，明其“出處之分”，“全其后凋之節(jié)”；他的詩文更是字字句句被膠繞牽扯到故國君父之思，“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封建社會的詩論家拼命把陶淵明打扮成司馬王朝的忠臣，而新時代的許多論陶者又竭力把陶淵明說成是人民的肖子，總是在陶集中去尋找同情人民苦難和反對權貴壓迫的詩歌或詩句。有人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入手，根據(jù)詩品決定于人品的古訓，反復稱揚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節(jié)操，贊美他將權貴饋贈的“粱肉”“麾而去之”的骨氣，肯定他寧可躬耕自資也不一傍權貴之門的人格。有人則從審美價值的角度立論，或稱道他那質而實綺、枯而實腴的詩風，或激賞他所創(chuàng)造的那種和諧靜穆的詩境，或沉醉于他詩文那平淡自然而又韻味淳厚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