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內·韋勒克在他一篇早期的理論文章中闡述自己的意圖時曾這樣寫道：“我們要記住……只有以哲學（即概念）為其基礎，理論的問題才可能得到解決。對方法問題的澄清，將影響到未來研究的方向。”因此，早在1936年，當批評的各種現(xiàn)代潮流還幾乎未被人們承認或為人們提及的時候，韋勒克先生就已注意到文學研究的方法在應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批評態(tài)度時所面臨的危險。雖然危險眾多，但威脅是一致的：這些批評運動在彼此隔離的地域上同時發(fā)展，且遭受到因民族和語言不同而所受的限制，因而將不可避免地引發(fā)混亂，造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巴別塔”。在這種混亂中存在著一個十足的可能，那就是由于未能對作為基礎的概念作出界定，從而將會給新的文學研究工作帶來危害。因此，韋勒克先生著手對文學研究的種種概念進行精確的闡述。鑒于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分枝甚多，因而這些概念需要分別予以界定。一旦它們獲得了清晰的闡述，就將在文學研究的實踐中不斷相互發(fā)生影響，指出通向最恰當?shù)乩斫馕膶W的意義和價值的道路。

在大規(guī)模地、系統(tǒng)地對文學研究的概念進行闡述方面，韋勒克先生所取得的最初成果是他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在該書中，文學研究的三個主要學科——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通過分章敘述的形式，被作者予以界定，并統(tǒng)一在一起，旨在對文學作品及其研究的諸方面作出解釋。實踐問題的研究是與理論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理論問題的討論至少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文學在它自己的世界中被考察，在同其他藝術和科學的比較中被考察，也在一般的社會狀況層面被考察。構成文學形式的不同方面，如韻律、節(jié)奏、意象、象征、修辭手法，是同文學研究的方法一起作為討論對象的；而這些形式的方面，將會被文學研究方法作為其批評性分析的基礎。一部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被給予了周密的考慮。凡此種種，就是《文學理論》一書所提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尤其與文學作品本身相關。

在本書中，韋勒克教授特別關心的是文學作品的研究方法。如果說這些論文的視角需要理由的話，我們可以在其宗旨中找到：為完成充分理解富于想象力的文學這一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書中每篇論文都將某一概念的演變發(fā)展作為自己的目標，而這一概念將有助于對文學作品作出更好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會發(fā)現(xiàn)韋勒克在寫作《文學理論》時所闡述的方法，在這些論文的產(chǎn)生過程中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即每篇文章都有一個牢固的理論基礎，其出發(fā)點是希望在單篇論文的范圍內，借助于文學研究某一個方面的討論，解決某個概念的問題。這個概念是否合理和恰當，其衡量標準應當是它是否有助于解釋它所討論的文學的那個面向。但是，為了證明論文中所闡述的種種概念的合理性，韋勒克先生不單單是借助于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本身。因為這會無視其他理論家所取得的成果，其結果不過是給已經(jīng)攪得一片混亂的文學研究帶來更大的混亂。韋勒克先生會在文前首先引述論點相關的指導性原則，將對其他學者所取得的成果的分析性考察作為自己方法的基礎，用以探討所討論的問題。這樣，他就不僅能在概念方面對各種批評的新方法所達到的目標作出界定，還能說明這些新方法在何處成功地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在何處遭到了失敗。作為結果，我們可以看到，韋勒克先生為大量涌現(xiàn)的文學批評的新潮流帶來了某種秩序，即根據(jù)塑形性的影響，根據(jù)方法的類似性和有效性，將它們進行歸類。在后者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韋勒克先生在《文學理論》中所持的觀點已有所變化，并在他的《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中獲得了非常有效的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