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繼延

“這是一個蓬勃發(fā)展、萬象更新的時代。商人獲得了自農(nóng)耕文明以來最好的聲譽，以時代英雄與社會偶像的名義，被青年一代膜拜。追求功利，進而求得個人財富最大化成了不少人邏輯正當?shù)娜松非?。一些社會精英一邊加入尖銳批評的合唱團，一邊四處出擊忙于勾兌猛賺好處。”

當我在記錄者李軍奇的書稿《喧嘩年代》中讀到這樣的文字時，我有些恍惚起來。

我好像讀到了去世不久的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魔幻，又恍惚讀到的是馬克·吐溫筆下《百萬英鎊》的荒誕。狄更斯在《雙城記》里寫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jié)，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

身處與150年前狄更斯的英國、100年前馬克·吐溫的美國、50年前馬爾克斯的拉丁美洲相似的當代中國的鍍金時代，實錄中國精英各階層斷裂與轉(zhuǎn)型之難之痛的《喧嘩年代》一書，似乎有特別的閱讀價值。

因為特別的對象、真實的記錄、深刻的思考，這本書雖然只是一個七零后記者近年來采訪的結(jié)晶，但是讀者可以感受到一個時代的誘惑和救贖！

在萬花筒式的人物與事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后，在讀畢全書掩卷長嘆白云蒼狗世事無常時，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被商業(yè)浪潮全面沖擊的年代，社會精英首當其沖！但建構(gòu)什么樣的商業(yè)文化，委實需要社會精英的自省和蛻變。“中華民族到了最需要商業(yè)文化的時候！”這不僅是我近年來一直思考得出的結(jié)論，而且也是我讀完這本書后的真實感觸。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帝國主義。一個千古未有之巨變的時代已然到來：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工業(yè)文明與農(nóng)耕文明的興替、新興帝國的崛起與老大帝國的衰朽……在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背后，是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全球化擴張，和一整套建立在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基礎上的文化與制度。

歷經(jīng)幾代人多角度全方位的艱難探索和實踐，中華文明終于迎來了復興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