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母親在家鄉(xiāng)茶陵縣人民政府舉辦的訓(xùn)練班學(xué)習，到茶陵視察的譚余保（時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 1926年由母親的大姐譚道瑛發(fā)展加入共產(chǎn)黨）告訴她，陶鑄在武漢任中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并說陶鑄多次打聽她的情況。母親無比喜悅，趕忙給陶鑄去信問候，并告知別后的情況。很快就收到了陶鑄 1950年 4月 3日的親筆回信，信中充滿老首長老戰(zhàn)友的關(guān)懷和鼓勵之情，并表示“完全可以負責證明”母親在福建的革命經(jīng)歷，令人感動。

陶鑄和夫人曾志（右）、女兒陶斯亮（中）合影。

譚珊英母子，1968年 2月攝于韶山。

為我母親的工作安排問題，當年 7月 27日，陶鑄再次給母親親筆回信，可謂細致周到。

母親為踐行她父親譚鏡瑩“教育救國”的理想，毅然放棄了銀行干部等職位安排，選擇了小學(xué)教師職業(yè)。

1957年 5月 31日，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的陶鑄，給我母親這個普通的小學(xué)教員發(fā)來了熱情洋溢的親筆信，邀請我母親去廣州一敘。

這年暑假，母親帶著哥哥陳洣加和我去廣州，下火車即到省政府。陶鑄正在開會，便叫秘書用轎車送我們到他的住處休息?？斐灾酗垥r，老遠就聽到“咯噔咯噔”的皮鞋腳步聲，陶鑄回來了。一走進會客室，他就熱情地和我們一一握手、問好。他穿一套淺色便裝，蓄的平頭。雖已年屆半百，卻精神奕奕，步履矯健，充滿朝氣。他坐下來和顏悅色地與我們談話，問母親路上暈車不？教書的工作和生活怎樣？還問及陳柏生在世時的情況。母親問候他的夫人和孩子，他說曾志胃病發(fā)了，住在醫(yī)院，恐怕一時不能回來，孩子過幾天就會回來的。中午，就在他家里吃飯。陶鑄不吸煙，不喝酒，吃得也樸素：肉燉海帶湯，肉炒豆角，燒豆腐，醋燒青辣椒，還有一份蔬菜。飯后，他叫秘書派車送我們到梅花村招待所住宿。我這年考高中，入學(xué)前要透視檢查，茶陵當時還沒有 X光設(shè)備。陶鑄得知后，派人送我去陸軍醫(yī)院檢查。他

還叫秘書陪我們看過一場戲。在廣州住了一個星期，離穗的前一天，陶鑄在百忙中又邀我們到家中吃午飯餞行。晚上，還要秘書送來我們母子 3人往返的旅費。我們臨走那天上午，陶鑄的女兒斯亮剛到廣州，就騎自行車趕到招待所來看我們。斯亮穿著樸素，布衣布鞋，文質(zhì)彬彬，沒有一點高干子女的優(yōu)越感。她比我大兩歲，也是那年考高中，臨別時送給母親一張半身小照，母親珍藏多年，可惜在“文革”中失去了。和陶鑄見面時間雖然不長，但他那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他那機敏瀟灑的風采神韻，他那對同志關(guān)懷備至、為人民忘我工作

譚珊英，1986年攝于湘潭。

的高尚風格，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而永遠難忘的印象。正是在陶鑄的關(guān)懷和勉勵下，我母親一直在家鄉(xiāng)小學(xué)教員的崗位上，為培養(yǎng)祖國的后一代，兢兢業(yè)業(yè)、無怨無悔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母親萬萬沒有想到，闊別 27年的短暫會見，竟成了永別。“文革”中，陶鑄遭到殘酷迫害，于 1969年含冤逝世。令人感慨的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wù)院副總理的陶鑄被誣陷為“大叛徒”，他的三封信竟成為我母親被關(guān)進“牛棚”的所謂“罪證”，被抄走。后來，中央專案組的外調(diào)人員把三封信拿走了，這三封信又變成了陶鑄“包庇壞人”的所謂罪證材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中央為陶鑄平反昭雪。茶陵縣也給我母親平反恢復(fù)了名譽。 1980年底，我代母親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去信，要求查找并歸還陶鑄寫給母親的三封信。中央組織部于 1981年 3月 3日回信并寄還了三封信。重新見到陶鑄那蒼勁有力的手筆，真是喜出望外，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