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0—21日，圖拉的一位農(nóng)民、也是托爾斯泰的熟人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諾維科夫曾經(jīng)登門拜訪。他們倆1895年在莫斯科相識，當時26歲的諾維科夫在軍部當書記員。一個同情革命的激進主義者對托爾斯泰主義產(chǎn)生興趣，頗有幾分逆風而動的味道，這在當時的俄國鮮有其例。托爾斯泰對這位熱情洋溢、無所顧忌的年輕人印象頗深，在自己的日記中對這次來訪做了記錄，其間還夾雜著一些個人意見和看法。他給托爾斯泰講了軍方處置的一宗案例，說是雅羅斯拉夫新近處決了幾個科爾津金廠里的工人。托爾斯泰認為這是謠言，警告他不要以訛傳訛。未出數(shù)月，這個年輕人即遭逮捕，不過罪名不是盜竊軍方機密，而是在私人書信往來中對國家“首腦”—尼古拉二世的個人品質(zhì)妄加非議，這情形和差不多半世紀后發(fā)生在蘇聯(lián)的一幕何其相似：他跟索爾任尼琴犯下了同樣的“罪行”！這一場風波過后，諾維科夫被貶為庶民，守著一塊薄田艱難度日。農(nóng)閑時節(jié)，他也寫一些散文雜感聊以自慰，與托爾斯泰偶有謀面。十月革命后，這個人給斯大林、高爾基寫信反映農(nóng)民負擔過重、生計艱難的問題，結果又一次遭到逮捕，1937年被執(zhí)行槍決。這個狂放不羈、膽大包天的農(nóng)民，其實有著一顆精明睿智的頭腦，和一雙勤勞能干的手；他是嘗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甜頭，憑借自己的勤勞和智慧，點滴積累家庭財富而養(yǎng)活一大家子人的新農(nóng)民中的佼佼者。

暮年托爾斯泰指望的，就是這個人。

10月20日，這位小農(nóng)場主跑到托爾斯泰家里，賓主相談甚歡，耽擱了一點時間（諾維科夫言語間還對托爾斯泰表達了不滿，抱怨他不來自己家做客）。農(nóng)夫提請主人留他過夜，說是怕在路上碰到喝醉的流浪漢；主人如他所愿，將他安頓到馬科維茨基的房間里休息。他躺下不久，托爾斯泰突然走了進來。諾維科夫睡意蒙眬，一開始還以為看到的只是夢境，“他躡手躡腳地走了進來，聽不到一點聲響。”此次雅斯納雅·波良納之行，托爾斯泰的精神面貌給諾維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氣色很差；我一看到他心里就直犯嘀咕，如此孱弱委頓的一位老人，茍延殘喘尚屬不易，又是如何思考問題、如何到處游走的呢？”托爾斯泰在床邊上坐了下來，對諾維科夫開誠布公地講起自己的心思。那一夕夜談的內(nèi)容，在前不久出版的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諾維科夫的回憶錄中有所披露。在凡夫俗子眼中，托爾斯泰當夜說過的話有些不可理喻。不過別忘了，托爾斯泰的談吐一向因人而異：與農(nóng)民交談，他使用的是民間語言；哈莫夫尼卡那次與高爾基的邂逅，托爾斯泰就是用村夫野佬的口氣進行交流的，因為在托爾斯泰看來，高爾基是“貨真價實的民眾”。

“當然，如果我在年輕的時候能發(fā)那么一點脾氣，哪怕吼兩句、跺幾下腳，我的妻子也許會溫順一點，變得跟你的妻子一樣聽話?！蓖袪査固┱f，“可我素性軟弱，生怕鬧出一點亂子，家宅不寧，聲名遠播。只要冒出一點家庭矛盾的苗頭，我總是歸罪于自己，覺得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覺得，不讓愛我的人受一點委屈，這是我的責任。所以，無論誰對誰錯，最后讓步的總是我?！?/p>

“他每次跟我說起雅斯納雅·波良納的生活，總離不開沉重二字?！敝Z維科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去托爾斯泰家做客，顯然不止一次，“總說自己是游手好閑的寄生蟲，沒有盡到用自己的雙手獲取勞動果實養(yǎng)家糊口的義務?！?/p>

毋庸置疑，他的家人不會把他看成“游手好閑的人”、看成“寄生蟲”。雖然他放棄了部分作品的版權，但1881年前完成的著述，版權統(tǒng)歸索菲亞·安德烈耶芙娜所有（《童年》《少年》《青年》自傳三部曲、《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的里程碑式文學作品，均在其列），給家庭帶來的收益相當豐厚。至于諾維科夫，他大概也不作此想。托爾斯泰之所以離家出走，全是他本人滿腦子的農(nóng)民意識在作怪：在他看來，不跟泥土打交道，不出力不流汗，那就是地里的寄生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