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說：“我到東京的那年（一九〇六），買得該萊（Gayley）的《英文學中之古典神話》，隨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兩本《神話儀式與宗教》，這樣便使我與神話發(fā)生了關(guān)系。”[1]當時他據(jù)此為《新生》寫過一篇《三辰神話》，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國學者安特路朗的人類學派神話理論影響很大，以后又對希臘神話和神話學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譯《希臘神話》、《希臘的神與英雄》等，正是由打這兒起頭。此外他的多項“雜學”，均肇始于留日時期?？梢哉f，經(jīng)過在東京以及此前在南京總共十年的求學工夫，他的學問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進一步精進，及有機會公表出來；雖然這多半是自家憑著興趣閱讀，在學校里只掌握求學的工具即幾門外語而已。

《新生》盡管準備許久，到底沒有辦成。“雜志擱淺的原因最大是經(jīng)費，這一關(guān)通不過，便什么都沒有辦法，第二關(guān)則是人力，實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魯迅當時很看重袁文藪，他們在東京談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國去，答應(yīng)以后一定寄稿來，可是一去無消息，有如斷線的風箏了。此外連他自己只有三個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難湊得成一冊雜志。”[2]

“我們留學日本，準備來介紹新文學，這第一需要資料，而搜集資料就連帶的需要買書的錢，于是便想譯書來賣錢的事。留學費是少得可憐，也只是將就可以過得日子罷了，要想買點文學書自然非另籌經(jīng)費不可，但是那時稿費也實在是夠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譯稿只能得到兩塊錢一千字，而且這是實數(shù)，所有標點空白都要除外計算。”[3]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周作人根據(jù)英文翻譯了三本小說：《紅星佚史》、《勁草》和《匈奴奇士錄》[4]。其中一、三兩種，由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分別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會稽周逴譯。前者得稿費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種因已別有譯本，未獲出版。譯稿幾年后寄給某日報社，沒有登出，反被遺失。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上述譯作當屬籌備中的《新生》的副產(chǎn)品；從他的文學歷程來看，卻有承上啟下的意義。“我譯《紅星佚史》，因為一個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個又是安特路朗的緣故。當時看小說的影響，雖然梁任公的《新小說》是新出，也喜歡它的科學小說，但是卻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譯的作品，其中也是優(yōu)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俠傳》，卻是很有趣味，直到后來也沒有忘記。安特路朗本非小說家，乃是一個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別以他的神話學說和希臘文學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這一點，因為《紅星佚史》里所講的正是古希臘的故事。這書原名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倫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為《紅星佚史》。”[5]英國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6]著書已經(jīng)林紓等翻譯多部，風行一時；與安特路朗合作長篇小說卻只此一種。原書出版于一八九〇年，融“傳奇”與“神話”于一體；或者說，以哈葛德的“筆法”來寫安特路朗的“內(nèi)容”——這兩方面，恰恰分別是周作人迄未終止和剛剛萌生的興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詳細稽考書中事跡出處，又作有許多“關(guān)于古希臘埃及神話的人物說明”的注釋，似乎說明關(guān)注點已經(jīng)明顯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時，“我們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卻完全芟去了”[7]，令他耿耿于懷。周氏晚年翻譯古希臘作品，注釋往往與正文字數(shù)相當，其實還是這個路數(shù)，不過更其精深罷了。 

《〈紅星佚史〉序》中所說，很能代表譯者當時的文學觀念：“中國近方以說部教道德為桀，舉世靡然，斯書之繙，似無益于今日之群道。顧說部曼衍自詩，泰西詩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國則以典章視詩，演至說部，亦立勸懲為臬極，文章與教訓，漫無畛畦，畫最隘之界，使勿馳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異。然世之現(xiàn)為文辭者，實不外學與文二事，學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責以盡，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說部者，文之屬也，讀泰西之書，當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觀新制，適自蔽耳。”這話用來講《紅星佚史》，此前之《俠女奴》、《玉蟲緣》，此后之《匈奴奇士錄》等，均無不可。“移人情”其實也能涵蓋“弱小民族文學”——它是在此范疇之內(nèi)有所選擇，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寫《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所論雖然繁復，仍然以“移人情”為核心。

《勁草》即俄國作家阿列克賽·康斯坦丁諾維奇·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長篇小說《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8]。周作人說：“這位大托爾斯泰比那《戰(zhàn)爭與和平》的著者年紀要大十一歲，雖然不及他的后輩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書在本國大受歡迎，我們看了也覺得非常有趣。”[9]該稿系周作人據(jù)英譯本轉(zhuǎn)譯，他起草，魯迅修改謄正。而《紅星佚史》中的二十來首詩歌，亦由他口譯，魯迅筆述。這兩本書乃是周氏兄弟一系列合作的開始。

周作人說：“這回的譯稿賣不出去，只好重新來譯，這一回卻稍為改變方針，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來，這樣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譯了。恰巧在書店里買到一冊殖民地版的小說，是匈牙利育凱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稱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長歷史小說，他的英譯著作我們也自搜藏，但為譯書賣錢計，這一種卻很適宜。蓋此書原本很長，英譯者稍事刪節(jié)，我們翻譯急于求成，所以這是頗為相宜的。”《匈奴奇士錄》即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 Mór）[10]一八七七年所著長篇小說《神是一個》（Egy az Isten），英譯者為倍因（Robert Nisbet Bain）[11]。周作人說：“里面穿插戀愛政治，寫得很是有趣。”[12]林紓譯過司各得（Walter Scott）[13]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頗為轟動，周氏亦很愛讀；而育珂摩耳被稱為“匈牙利的司各得”——從這一點看來，選譯《匈奴奇士錄》，仍然多少受到林紓的影響。但是匈牙利——也許還可以提到《勁草》所屬的俄國——已經(jīng)屬于“弱小民族文學”的國度，何況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錄》也是弘揚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此外一項原因，則如周氏后來所說：“當時我們承認匈加利人是黃種，雖然在照相上看來，裴彖飛還有點像，育西加與育珂等人已顯然是亞利安面貌了。但他們的名字與歐人不同，寫起來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譯稱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則必曰育珂摩耳，這一節(jié)似乎比印度人還要更是東方的，在三十年前講民族主義的時代怎能不感到興趣。”[14]

周作人翻譯這幾本書，說得上自有一己寄托在焉；同時也合乎大眾口味，所以能夠“賣錢”。后一方面，乃是與擬議中的《新生》以及隨后問世的《域外小說集》區(qū)別所在。周氏曾說：“嚴先生著書的全部當時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緒末年的出版為止。……我雖佩服嚴先生的譯法，但是那些都是學術(shù)書，不免有志未逮，見了林先生的史漢筆法的小說，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響特別的大。我在民國以前譯過幾篇古文小說，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15]《紅星佚史》與《匈奴奇士錄》行文流利，易于閱讀。這兩本書，可以看作他對于一度景慕的林紓的告別式。

[1] 《知堂回想錄·拾遺癸》。該萊，通譯蓋利。安特路朗，通譯安德魯·蘭。

[2] 《魯迅在東京》。

[3] 《知堂回想錄·翻譯小說上》。

[4] 據(jù)《墨痕小識》，三部譯稿分別完成于“丁未二月”、“丁未九月”和“戊申五月”?！哆z失的原稿》則說，《勁草》“大概是在丁未之冬完成的吧”。

[5] 《知堂回想錄·翻譯小說上》。

[6] 通譯哈格德。

[7] 同上。

[8] 通譯《謝列布良內(nèi)公爵》。

[9] 《遺失的原稿》。

[10] 通譯約卡伊·莫爾。

[11] 通譯貝恩。

[12] 《知堂回想錄·翻譯小說下》。

[13] 通譯司各特。

[14] 《匈加利小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晨報》，收《書房一角》）。

[15] 《我的負債》。